萨达特总统离开了人间，也离开了总统的宝座。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位叱咤风云，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十月战争的伟大英雄，没有战死于疆场，却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位战场上的英雄，而且是一名争取和平的卫士。为了和平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2。2 “战”与“和”的艰难抉择
埃及同以色列的敌对可以追溯到30年前。
194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的次日，就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从此便与阿拉伯人结下了深仇。
埃及同其它阿拉伯国家一道同以色列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实力较量，但由于以色列一直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加之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多端，因而一直未能扭转军事上的不利态势。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发誓一定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厉兵秣马、精心备战。然而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在埃及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了“六·五”战争。埃及3／4的作战飞机在战争的头两天便被摧毁。失去空中掩护的埃及装甲部队溃不成军。西奈半岛整个落入以色列人手里。这次惨痛的失败对纳赛尔造成很大刺激。他再三恳求苏联人履行诺言，帮助埃及恢复遭受重创的军队，但苏联一味拖延、搪塞。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终因心力交瘁，溘然长逝。
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接过了埃及总统这副重担。他上台后仍然奉行不结盟政策。他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这同纳赛尔总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萨达特认为，“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而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这是萨达特40年代在埃及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监狱中所悟出的一个哲理。正是这一哲理，促使萨达特在内外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调整。
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建立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他上台后不久，就允许新闻自由。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1974年他制订了《十月工作文件》，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同年，他还颁发了43号法令，以便吸收外国资本和引进先进技术。
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萨达特表现出果敢的性格。纳赛尔去世后，他派代表出访世界各国，并向它们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两人谈话时，周总理问特使：“纳赛尔年仅52岁，你知道是谁把他整死的？”特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是俄国人，纳赛尔是让勃列日涅夫给气死的。”总理的语言形象而准确。埃及特使恍然大悟。萨达特一方面继续催促苏联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同美国暗中接触，探索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但此时苏联和美国热衷于合伙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萨达特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而这时埃及处境极为困难。一是运河东岸、西奈半岛的几十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要求收复失地、返回家园；二是埃及经济困难，每年损失6亿美元。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一年的军费高达15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1／4。负债累累，1971年到期债务高达3。3亿美元。这时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土上推行犹太化，赶走阿拉伯人，迁入犹太居民。此外，埃及武装力量在“六·五”战争之后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的状态，大批军队长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成年累月在沙漠中进行训练和演习。萨达特总统曾经形象他说过，官兵们一直在“用沙子充饥”。官兵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为“六·五”战争的失败洗刷耻辱。
当时以色列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气焰甚高，一再发出战争叫嚣。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不能不寄希望同以色列再决一雌雄。1972年10月，萨达特在一次武装部队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所有的和平之门都向埃及关闭了，看来我们只有进行战争。我们不能等我们获得原子弹后才去解放我们的土地。哪怕我们全都牺牲，我们要让后代知道，我们没有给埃及人丢脸！”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了。头几天，埃及军队几乎获得了全胜。他们突破了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当埃及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支伪装成埃军的以色列部队乘着夜色渡过了大苦湖，绕到了驻守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3军团背后，并于10月23日完成合围，切断了它同后方的联系。战局开始变得对以色列有利，埃及的损失越来越大。
萨达特终于发现，他其实是在同美国人作战。战争初期，以色列损失的飞机、坦克很快便从美国得到补充。美国还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最新式的武器，其中包括被称为“聪明的能思索的”白星眼式炸弹和幼畜式炸弹。这两种能自动寻找目标的制导武器在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西岸进军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萨达特决心接受停火。他说，我不能同美国打仗，也无法承担再一次使我们的武装部队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
10月末的一个早晨，埃及作战部长贾马西中将接到武装部队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的命令，要他立即着手去同以色列方面谈判双方军队脱离接触问题。
当贾马西如期赶到双方约定的谈判地点时，联合国代表、芬兰的西拉斯沃将军会见了他，却不见以色列代表的影子。贾马西将军愤愤而回。后来才知道搞错了时间，因为埃及与纽约时间差7小时，贾马西应该半夜前往才是。谈判在以色列防线内10公里处进行。埃方代表到达的时候，以色列代表已在外面迎候。这是一个指挥中心，四周是用油布覆盖着的坦克、装甲车。谈判桌就放在蓬布下面。以方代表团由亚里夫等8位军官组成。双方代表坐下后，亚里夫示意给埃及代表送茶和咖啡，被埃及人谢绝了。
“我是亚里夫将军，”以方代表团团长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想知道埃及代表团成员的名字。”
“我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奥尼将军。”
贾马西有意不说真名。他知道坐在面前的这位是以军参谋长，他曾在情报部门提供的以军头目的照片里看到过他，不过贾马西发现这次他戴上了眼镜。
亚里夫盯着贾马西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你不是贾马西将军吗？作战部长，10月战争中搞偷袭的策划者，为何不直说你的姓名呢？”贾马西冷静地回答道：“同西欧人的传统一样，我们埃及人对姓氏并不讲究。我也知道你亚里夫曾经是军事情报局局长，现在是总参谋长，果尔达·梅厄的政策顾问。”亚里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把话题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起以色列的和平计划。贾马西阻止他说。“我不是来同你谈和平的，这是政治问题，留给政治。家去谈吧。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话题是军事。我要求以军撤回到10月22日的界线，·双方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军事脱离。”亚里夫把头一摆说：“你说的10月22日的界线在哪里？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这条界线是很难划定的。”会谈从早上8点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在实质性问题上毫无进展。
11月16日，基辛格飞抵开罗，向萨达特提出了包括埃以双方脱离接触、交换战俘、向被困的埃及第3军团提供给养等6点建议。双方就美国的这些建议继续谈判，最后虽然就交换战俘及允许埃及向第3军团提供给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脱离接触问题上，双方仍然争论不休。以方提出双方军队回到10月战争以前的界线。这意味着埃及军队将从苏伊士运河的东岸退回到西岸去。贾马西立即反对说，以色列军队应该退回到巴勒斯但境内的国际界线去。谈判的道路几乎堵塞了。可是在一次会谈时，以色列的泰勒将军对贾马西说：“不要在界线问题上争论不休了，也许我们应该从运河东岸撤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尽管泰勒告诉他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但贾马西还是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了萨达特。萨达特对此表示惊讶。
1974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基辛格再度访问埃及。这时，贾马西已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基辛格告诉贾马西，以色列已同意从东岸撤出。但要求埃及必须削减部署在东岸的部队，以军的坦克撤走后，埃及的坦克不能进入这一地区。贾马西不同意以色列的条件。基辛格对贾马西摊牌说：“埃及至多只能在东岸保持30辆坦克。”并以教训的口吻要贾马西从政治着眼，说这是整个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贾马西回答说：“我是军人，不谈政治。从军事上考虑，我不能答应这么做。”两人僵持不下，贾马西转身离席，走进盥洗室。他对基辛格只允许埃及在自己的国土上进驻30辆坦克感到屈辱，止不住泪流满面。但片刻后，他又坚定地回到房间里同基辛格继续会谈。当贾马西把美国提出的条件告诉伊斯梅尔后，伊斯梅尔也吃了一惊。然而他们不曾料到这是萨达特事先就同意了的条件，事后，萨达特召见了贾马西。听取了他的汇报，并赞扬了他的工作，说服他一切都要从和平利益出发，眼光要放远些。萨达特见贾马西似乎还有疑虑，便解释说：“有美国人作保，以色列人大概不会玩弄诡计吧！”贾马西同意了萨达特的意见。但他立即对东岸力量作了调整。增加了反坦克导弹，用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替换了原有的火炮，以防不测。
埃以双方在101公里处经过几番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埃及谈判代表贾马西不无欣慰地对萨达特说：“谈判成功了。第3军团得救了。我们不但保住了东岸的所有阵地，并且在一些地方还向前推进了至少20公里，”萨达特对此也感到满意。他下一步打算是敦促召开由美、苏及有关各国参加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但由于以色列反对在会议上讨论巴勒斯但人民的合法权利问题，而阿拉伯国家内部则在究竟是组成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代表团还是各国独立组团以及由谁作为巴勒斯但代表的问题上争执不休，以致日内瓦和平会议迟迟开不起来。
萨达特的和平进程遇到了阻碍，他开始酝酿一个更为积极的计划。能不能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会谈呢？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一想法，但却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助手们说：“美国人和苏联人都不相信阿拉伯人会迈出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偏见，就从我们做起罢。”
1977年11月初，萨达特应齐奥塞斯库的邀请，在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陪同下访问了罗马尼亚。他们下榻在风景秀丽的西纳亚山间别墅。这是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渡假地，坐火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首都布加勒斯特。萨达特在这里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不久前以色列总理贝京刚访问过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向萨达特总统谈了贝京访问的情况，鼓励萨达特与贝京直接对话。他说：“贝京是真正希望和平的。尽管他非常保守，有时甚至很固执，但他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敢做其他人未必敢做的事。”齐奥塞斯库见萨达特很注意地听他讲话，便进一步说：“总之，你完全可以下这个决心。”
齐奥塞斯库的这番话对早已有此打算的萨达特来说无疑是一支催化剂。第二天晚上9点，萨达特把法赫米叫来，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对你来说也许太不可思议。但我以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眼前的僵局。我准备直入虎穴，到耶路撤冷去面对以色列人宣布我们的和平条件。”萨达恃看着法赫米问：“你认为如何？”法赫米听后大惊失色。连声追问：“要去哪儿？你说是去以色列！”萨达特见他惊愕的样子，冷静地反问道：“为什么不呢？我们不会放弃阿拉伯人民的权利。我们这样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置以色列于困境，他们决不会回避和平。”惊魂未定的法赫米再一次问萨达特：“你说的是真话吗？你真要去以色列吗？”萨达特肯定地回答：“当然是。不过这是我的想法，现在请你拿出意见来。”
法赫米见萨达特神态严肃，口气坚决，这才认真起来，急匆匆地去找几个外交顾问商量。他们都不同意萨达特的冒险行动。于是便连夜拟了一份新建议，即由萨达特提议召开由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以色列、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首脑以及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参加的高级会议。会议可以在耶路撒冷开，但要在联合国驻以机构里并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举行。如果以色列拒绝这项建议，必然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第二天一早，法赫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