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国王参与了这次政变，而且给摩萨台留下了人证物证：口袋里装着国王免去摩萨台首相职务的命令文本的王宫卫队司令奈梅托拉·纳西里上校，8月15日晚十点半钟到摩萨台的邸宅去捉摩萨台时，被早有准备的摩萨台调来的军人给活捉了。这一切，都被摩萨台通过新闻媒介公之于众。这一下，全国的报纸向巴列维国王发起了猛烈攻击，把他称为“所有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死敌。”巴列维国王在政变之前为了避嫌，以妻子索拉姬身体虚弱、需要疗养为借口，飞往里海之滨的腊姆萨尔去静候政变的成功。出乎巴列维国王意料的是，政变流产了，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消息传来，巴列维国王别无选择，只好尽快出逃，躲避这次杀身之祸。巴列维国王与妻子索拉姬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在腊姆萨尔登上了国王座机，飞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1953年8月16日，在令人眩目的晌午的骄阳的照耀下，一架不明国籍的双引擎飞机，突然出现在巴格达机场上空。这架飞机既不公开申报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同机场指挥塔台取得联系。当时，机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伊拉克人正在迎候他们年轻的国王从某地视察归来。
转眼之间，这架“山毛榉”式双引擎飞机骤然下降，然后徐徐滑行到巴格达机场的一个最冷僻的角落。坐在一辆小吉普上的警察，怒气冲冲地开到了刚刚停稳的飞机旁，隔了一会儿，又飞也似地往回开去，吱嘎一声，停在机场经理办事处前面。一位职员跳下汽车，快步走入机场经理办事处的办公室，抓起电话机，向此刻正在机场迎接国王的伊拉克外交大臣赛义德喀里尔·肯纳报告。由于内心非常激动，这位职员这会儿简直是气喘吁吁地对喀里尔·肯纳大臣说：“阁下，有一架伊朗飞机在这儿刚刚着陆。这架飞机上，有三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他们谁都不肯向我通报姓名。可是，他们一获悉我们这里正在迎接陛下圣驾，他们就说他们非常紧迫地要求同陛下直接晤谈。这简直叫我束手无策，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请您指示。”
喀里尔·肯纳立即同那位机场经理一起跳上小吉普，他们掉转车头，风驰电掣般疾驶到那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跟前，喀里尔·肯纳外交大臣打飞机舱门往里一望，大吃一惊、瞠目结舌：紧挨着飞行员坐着的那个男人，不就是当今伊朗国王吗？
不速之客巴列维国王认出了喀里尔·肯纳外交大臣，便首先做解释说：“我现在请求在贵国避难，但仅仅是几天罢了。
因为，我迄今并没有逊位。“说完，他就把他的飞行员和侍从副官介绍给伊拉克外交大臣。接着，他用一种低沉无力的声音补充道：”我这次飞往国外，可以说在事先是完全没有计划的。“
喀里尔·肯纳大臣往飞机的后舱扫了一眼，所见到的情景，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各式各样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扔在座位上，索拉娅身穿棕色亚麻布服，萎靡不振地坐在后舱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上，脸色苍白，显得精疲力竭似的。在她座位后面，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箱子，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外交邮袋和一只珠宝箱。
“照这么看来，摩萨台终于赢啦。”喀里尔·肯纳大臣自言自语他说，但是，尽管是这样，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喀里尔·肯纳深知：不管伊朗是谁掌权，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一定要与这个邻国保持和睦关系。基于这种考虑，喀里尔·肯纳大臣还是毕恭毕敬地探问伊朗国王陛下有何指示，并试探着问：“我该不该通知陛下驻巴格达大使？”
“不必麻烦您通知了。”巴列维国王知道伊朗驻伊拉克大使是摩萨台的亲信之一，所以他作了这样的答复。
“在陛下逗留敝国期间，我想请您下榻敝国王宫之一的哈卜宫，您说好吗？那儿是敝国的国宾馆。”
“随您看着办吧。”巴列维国王说罢，耸耸肩膀。
过了一个小时后，这些流亡者坐上一辆官方的漂亮的小轿车，并在一辆摩托车的卫护下，离开了机常到达国宾馆时，巴列维国王一行人还接受了仪仗队的致敬。两小时以后，忽然禀报说费萨尔国王御驾前来会晤。急得索拉娅转过身去对喀里尔·肯纳大臣说道：“此时此地，我这样衣冠不整，怎能接见伊拉克国王陛下呢？”
喀里尔·肯纳大臣要她大可不必介意，说：“陛下当然知道您可不是参加时装展览回来呀。”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上都出现了惊人的新闻标题：“伊朗国王下台”，“巴列维国王失去了伊朗孔雀宝座。”
然而，局势突然发生了骤变。扎希迪在政变流产的当天晚上仓皇出逃，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人员见了面。他们都不甘心这次失败，密谋了又一个政变计划。结果，靠着大量金钱的收买，扎希迪在1953年8月18日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这时距离前一次政变流产只有三天的时间。
1953年8月22日，巴列维夫妇乘飞机回到德黑兰。他走下飞机，同扎希迪热烈拥抱，并向其他人招手致意。随后，他钻进防弹汽车，向王宫驶去。巴列维国王重新登上了伊朗孔雀宝座，这不仅是他的一次政治上的大胜利，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巴列维国王从此变得更加冷酷无情起来。
巴列维国王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重新登上孔雀宝座后，就大搞镇压活动，对摩萨台的支持者和爪牙大肆追捕。同时还在内阁各部和政府机构进行大清洗、大换班。这样用了两年多时间他的统治才进一步巩固下来。
但是，此时另一个问题又困扰着巴列维，这就是，巴列维与索拉姬结婚两年多后一直没有子嗣。而巴列维的弟弟阿里·礼萨在1954年10月的一天因飞机失事而丧生。巴列维的六个弟弟中，按照伊朗宪法，只有阿里·礼萨可以继承王位，其他五个弟弟的母亲是恺加王室出身，无权继承王位。阿里·礼萨去世后，巴列维膝下没有子嗣、王位后继无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索拉姬平时任性放纵，王室的那班女眷都和她相处不好，再加上她婚后几年都未给国王生下一男半女，索拉娅就更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巴列维国王却深爱着索拉娅，他想方设法解决索拉娅不能生育的问题，但都没能成功。
这下这个问题便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为了保证礼萨王朝香火不绝，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巴列维国王只好忍痛割爱，同意另娶妻室。索拉娅出于无奈，只得同意离婚。
1958年3月，巴列维宣布与索拉娅正式离婚。索拉娅的像片被从全国各地城镇乡村给撤了下来，换上了国王亲笔写的一篇充满着诗情和歉意的离婚文告。为了弥补索拉娅的损失，巴列维给了她一大笔津贴，并将她命名为“伊朗王国公主”。不久，索拉娅就移居瑞士。
1959年12月，巴列维与索拉娅离婚一年多后第三次结婚。新娘法拉赫·迪巴是位21岁的留法学生，父亲当过外交官。巴列维是在访问巴黎期间与她结识的。法拉赫王后不负王室的期望，在婚后10个月，即1960年10月31日生下了一个男孩。当巴列维得到自己有了子嗣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宣布：全国放假两天，减免百分之二十的捐税，赦免98名罪犯。当天，礼炮声晌彻德黑兰城上空。
巴列维国王后继有人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统治，缓和阶级矛盾，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白色革命”上。
7。4 “白色革命”
“白色革命”是巴列维在1962年发动的。所谓“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它的发动背景是：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虽然享有石油开采权的石油公司付的钱比过去多了，但贪污和无能严重消耗着国家收入。新贵阶级同封建地主的权力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银行，缺少流动资金的商人只得借债，但借债利息高得令人吃惊。失业在增加，社会和政治动乱在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拟出了“白色革命”的6条原则，于1963年1月26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陆续增加到12条。这12条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佃农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应重新分配给农民所有。2。全部森林属于国家所有。3。将所有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4。这些出售的企业所获利润，应由劳资双方分享。5；修改选举法，准备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都要参加普选，6。要建立一支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服兵役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7。要建立一支由各科医生所组成的卫生工作者大军，到农村去进行免费医疗工作。8。要建立一支促进农业发展的大军。9。在所有的农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10。全部水利资源属国家所有。11。制定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12。改组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权力下放，并全面改进国民教育。
巴列维的这些改良主义措施，是他早就有的一项宏伟计划，即引导伊朗脱离中世纪的落后状态，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计划的头一步。但“白色革命”在执行过程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收效，在某些方面还使巴列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和不可克服的阻力。
土地改革计划得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它对封建地主和贵族产生了政治影响，多少世纪以来破天荒第一次使他们处于崩溃边缘。当时，拥有2000个村庄的封建大地主家族就有27个。巴列维在几年内把占伊朗可耕地四分之一的125万英亩土地，分配给了3万多户农民。但是，农民们发现，由于国王下令实行“农商”组织形式，他们必须把刚领到的地契换成有名无实的股票，然后在这种新的集约农业企业中成为领薪水的职工。他们的幻想破灭了。对他们来说，土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股票仅仅是一张纸片。一下子被拉进政府办的合作社的农民，同样灰心丧气。
他们纷纷离开村庄，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国王的计划遇到了麻烦，农业产量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取得长足进展。
在促进现代化方面，油轮码头、大型贮油库和石油化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76年伊朗原油产量达1。9亿吨，占中东第一位，世界第四位。1976年石油产量为2。948亿吨，出口2。722亿吨，当年出口石油收入达234亿美元。铅矿、铜矿、铁矿和煤矿，都进行了大力开采。钢铁厂以及其它金属冶炼厂，产量也都在不断增长。从1971年到1973年，伊朗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百分之十四点三；974年猛增至百分之四十。伊朗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到1977年人均收入已达2200美元。此外，在交通、电信、电力、社会福利、卫生、教育等领域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60年伊朗小学入学人数为27万，到1977年超过1000万人。文盲也从百分之八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五。1977年，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有了自己的住房。
经济的繁荣使腐化之风迅速蔓延。王室成员靠充当中间人捞取巨额合同佣金，他们常常是通过他们掌握多数股票的公司进行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军官也利用职权，收受大笔贿赂。赌博机构和娱乐场所到处出现，吸毒者日益增多。由于进口先进技术，外国技术人员随之大批流入，加速了伊朗都市生活的“西方化”。西方影响几乎渗透到每一个领域。
尽管伊朗的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对于一小撮富有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是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他们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巴列维笃信他的“白色革命”能使伊朗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而使他的经济坚如磐石。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现代化计划速度大快，从而破坏了国家整个经济的平衡。他美妙的梦想超越了国家的现实，因此他也就忽视了群众的愿望，看不起教士，既敌视世界，又敌视自己的人民。特别在他当权的最后两年多中，即1976年到1979年之间，他的军备政策，他的家属及随从的腐化，他的独裁统治，就象癌细胞一样吞噬着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所以，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并推动了伊朗社会的发展，但这一切都未能使他最终免于垮台，未能使他终生并永久地保住孔雀宝座。
7。5 与反对派领袖霍梅尼作殊死搏斗
1963年6月5日，巴列维国王在德黑兰的萨达巴德宫凭窗眺望，忽然望见城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