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评价古典希腊，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该依据现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乌托邦的标准。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同样，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书将予以分析），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七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思恶性虐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见第九章第三节），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区别而分裂。而且，它什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前所述，这些母邦曾与19世纪的欧洲相似，经历过早期的繁荣；而现在，它们的发展已受到它们从前殖民地的阻碍，正象19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阻碍一样；而且，这两种情形实质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如今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伊索克拉底写道：“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抛入大海，也不愿资助穷人。那往最贫穷的人不满足于夺取富人的财产，而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财富。”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郊，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嫉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一类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能顺从这个经济不稳定、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变化无常的生活。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继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级“人材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使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作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24700哩；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现在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致医生们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以支点，我能翻转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