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必事事亲躬。“孝文帝对上述建议颇有采纳。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
显宗又上言，以为：“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乃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坠于皂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遂废宰相邪！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韩显宗又上书上帝，指出：“各州郡举荐上贡的秀才、孝廉，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朝廷只查他们的门第出身如何，而不弹劾其违实之罪。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可以命令下面另以门第资望为举荐标准，以此来品评、选拔读书人，何必又冒假秀才、孝廉之名呢？门第资望，是他们父、祖的功业，于朝廷皇家有何用处呢？有益于现时的是贤才。如果真正有才能，即使如姜太公那样屠牛于朝歌，钓于渭滨；又如箕子那样身为奴隶，周文王、武王也都礼遇而用为臣子，不以此为耻。如果没有才能，即便他是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后裔，也照样编入仆隶差役之列。有人可能会议论说：‘当今世上实在没有奇才，所以不如以门第取士。’这也是不对的。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二人那样的相才，于是就废除掉宰相的位子吗？只要一个人比众人稍有一寸之长、一铢之重，就应当先选拔、录用他，这样就可以做到贤才没有遗漏。
又，刑罚之要，在于明当，不在于重。苟不失有罪，虽捶挞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侥幸，虽参夷之严，不足惩禁。今内外之官，欲邀当时之名，争以深刻为无私，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任，遇下如仇。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谓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还有，刑罚的关键，在于运用得当，而不在于专门求重。如果执法严明，不使有罪者漏网，虽然捶挞的很轻，人们也不敢再犯；如果执法不严明，给留有侥幸逃脱的余地，虽然有夷杀三族的严厉刑法，也不足以完全惩禁住犯罪行为。当今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想获得时下的名声，争着以严酷表示无私，于是互相比赛，不得不严上再严，遂成为一时之风气。陛下您住在深宫之内，看待人民如赤子，而百官分担着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职责，对待百姓则如仇敌。如尧、舜者只有陛下一人，而如桀、纣者则以成百上千计，官民不和，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诏示内外官员注意，以有利于百姓的生息。
又，昔周居洛邑，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察《春秋》之义，有崐宗庙曰都，无曰邑。况代京，宗庙山陵所托，王业所基，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谓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光示万叶。
“还有，过去周成王居处洛阳，但仍保存丰镐为故都；东汉迁都洛阳，而在长安仍置京兆尹。根据《春秋》大义，有宗庙的叫‘都’，没有宗庙叫‘邑’。况且平城这个地方，是宗庙和先帝陵墓所在之地，是朝廷王业的根基所在，其作为一块神奇福地，意义是非常久远的，如今就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州郡，我私下里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应该如过去的惯例那样，在平城建置京兆尹，以示崇尚根本，重视过去，光昭万世。
又，古者四民异居，欲其业专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久而混淆。今闻洛邑居民之制，专以官位相从，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调习歌舞，或构肄诗书，纵群儿随其所之，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训。此乃风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则清浊连甍，何其略也！今因迁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别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阙盛美！
“还有，古代士、农、工、商分别居处，不使杂混，以便他们能各专其业、各安其志。太祖道武皇帝创基立国之始，拨乱反正，日夜操劳，无有闲暇之时，然而仍然不忘区别士族与庶族，不让他们杂混居处，工匠、技人、屠夫、商贩等各有所处，但没有制定禁止措施，时间久了就互相混淆而住了。现在听说洛阳城居民居处制度专以官位来分划，而不以士族庶族分类。官职并非是永久不变的，有时朝得之而夕失之，所以以官位来划分居处，则势必使衣冠之士和仆隶之徒不日而相杂混处。假如同一里居之内，有的人家调教演习歌舞，有的人家讲读《诗》、《书》，在此情况之下，即使让孩子们选择自己的爱好，则必定不能弃歌舞而接近《诗》、《书》。但是，让工匠、伎艺人家学习士人的礼仪习俗，一百年也难以学成；让士人的子弟仿效工匠、伎艺们的举止言谈，一朝半夕就可以学成。所以，孔子指出人选择居处，应居于仁者之里，如此就是美；孟母三次择邻而居，以便使孟子远下贱而近礼仪。这乃是风俗礼仪的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以明察。朝廷每次选拔人才，考察其婚姻和仕宦情况作为升降的标准，何其严密认真啊！可是，在安置民众居住事情上，却尊卑贵贱不辨，使他们杂混居住在一起，又是何等的疏略啊！如今正是迁徙初始之时，洛阳城中皆是空地，使工匠、伎艺等行当的人分别居住，甚为容易，一言之令即可以办到，有何疑难而不为，以致使如此盛美之事付之阙如呢？
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华，侨置郡县。自归附圣化，仍而不改，名实交错，文书难辨。宜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复旧。
“还有，南朝过去占有淮北之地时，自己比作是中华，在那里设置了侨郡侨县。但是，自从淮北归附本朝管辖之后，这一情况仍然沿而未改，以致名实交错，给文书方面带来诸多不便。所以，现在应该依照地理上的旧名，一一核实，重新加以规定，小的合并，大的分开设置。至于中原地区的郡县，过去我们因为户少人稀而合并撤消了一些，如今人口既然多起来了，就可以恢复旧有设置了。
又，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可有所私。仓库之储，以供军国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在朝诸贵，受禄不轻；比来赐赉，动以千计。若分以赐鳏寡孤独之民，所济实多；今直以与亲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也。“帝览奏，甚善之。
“还有，国君以天下为家，不应该有所偏私。仓库之中的储藏，是供给军队和国家所用的，除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可以随意加以赏赐。朝廷中的诸位大臣，已经享受俸禄不轻了，但是近来对他们的赐予，动辄以千数计。如果把这些钱物分别赏赐给那些鳏寡孤独的老百姓，就一定能救济许多人。但是，现在只是一个劲地赏赐给那些亲近的大臣们，这种做法不正好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济人以急需而不帮助富人使其更富背道而驰了吗？”孝文帝看了韩显宗的奏章，非常称赞他的意见。＇8＇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阴，规方泽。
＇8＇二月乙丑（疑误），北魏孝文帝驾临河阳，勘测划定筑建夏至日祭地时所用方泽的地址。
＇9＇辛卯，帝祀明堂。
＇9＇辛卯（十六日），南齐郁林王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
＇10＇司徒参军刘等聘于魏。
＇10＇司徒参军刘等人出使北魏。
＇11＇丙申，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雍为高阳王。
＇11＇丙申（二十一日），北魏改任河南王拓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拓跋雍为高阳王。
＇12＇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讯之卜筮。”帝曰：“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罴，寿之孙；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临朝堂，部分迁留。
＇12＇壬寅（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到北方巡视；癸卯（二十八日），渡过黄河；三月壬申（二十七日），到了平城。孝文帝让诸大臣再次议论迁都的利害关系，各位臣子们都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天下四方没有安定，所以不宜于迁都。况且到时军中缺少战马，这样如何能克敌取胜呢？”孝文帝回答说：“养马的地方在平城地区，何愁没有马呢？如今的都城代京到处恒山的北边，九州之外，并不是理想的帝王之都。”尚书于果接着说道：“我并不是认为代京这块地方就比洛阳好，但是自从道武皇帝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老百姓已经安居于此，一旦让他们往南边搬迁，恐怕会产生不满情绪。”平阳公拓跋丕说：“迁都是一件大事，应当通过卜筮来决定。”孝文帝说：“古代的周公、召公是圣贤之人，所以才能卜问宅居。如今没有他们这样的圣贤了，卜筮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古人曾言：‘卜筮为了决疑，没有犹疑，何必占卜？’过去，黄帝灼龟甲卜吉凶，龟甲烧焦了，黄帝的臣子天老说是‘吉’，黄帝听从了。那么，至美至善的完人知晓未发生的事情，是通过龟兆而审悉的。但是，统治天下做王称帝的人以四海为家，南北不定，哪有常常居留一地而不动的呢？朕的远祖，世世代代居住在北方荒凉之地，到平文皇帝之时方才建都于东木根山。其后，昭成皇帝又营建了盛东而迁居。道武皇帝之时，又迁都于平城。朕很幸运遇上了能平定天下、施行教化的时运，为什么就不能迁都呢？”群臣百僚们不敢再表示反对意见了。穆罴是穆寿的孙子，于果是于烈的弟弟。癸酉（二十八日），孝文帝驾临朝堂，主持部署了迁往新都洛阳和留在平城的人事、机构安排事项。
＇13＇夏，四月，庚辰，魏罢西郊祭天。
＇13＇夏季，四月庚辰（初六），北魏免去了西郊祭天仪式。
＇14＇辛巳，武陵昭王晔卒。
＇14＇辛巳（初七），南齐武陵昭王萧晔去世。
＇15＇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忧卒。帝常忧子良为变，闻其卒，甚喜。
＇15＇戊子（十四日），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因忧郁成疾而去世。郁林王常常担忧萧子良谋反，听到他死了，大喜过望。
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侥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贪鄙的人不可以奉事君王，这种人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斤斤计较，当他没有得到之时，处心积虑于如何得到；一旦得到了，又惟恐失去。如果担忧失去，就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王融正是如此，他乘着危难之时，投机取巧，阴谋废君另立。萧子良是当时的贤王，虽然素来以崐忠心谨慎而自居，但是仍然不免忧郁而死。分析他之所以忧死的原因，正是由于王融急于贪求富贵所致。轻薄躁急的人，岂可以接近呢？
＇16＇已亥，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祖考。
＇16＇已亥（二十五日），北魏免除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礼俗。
＇17＇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令文：每岁终，州镇列属官治状，及再考，则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今已三载。臣辄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绩事重，应关朕听，不可轻发；且俟至秋。“
＇17＇北魏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上奏说：“朝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