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辽到了来自于他的助手——包括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他们要求他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罗斯的基金机构内部的想法是，他的公开言论限制了基金的行动自由。如他的一位前同事说道，“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上帝间给庸人充斥的投资界的一位奇才，但现状是他的位置变得如此醒目以致于他需要不停地买入卖出以证明这点。而拥有如此多的通货和固定收入使它的基金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灵活性。
这样，在经历了一个“健谈”的1993年夏季之后，索罗斯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每当被记者发间时，他总是拒绝说他喜欢或不容欢什么证券或通货。他看起来已觉察到他的每句话都处于监控这下。假如他拥有他被赋予的权威，这或许反过来只能给他惹麻烦。他知道这点。所以他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多嘴多舌了。
第七节 愤愤不平
索罗斯力图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他从后者那儿几乎未得到什么称赞。
它们对于他一直“干预”欧洲货币事务十分恼火。
1993年9月底，时任欧共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比利时外交大臣威利·克拉斯间接地指责索罗斯企图颠覆欧洲联合大业。在和法国杂志《观点》的一次谈话中，克拉斯说，“存在着一种阴谋，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中，有些组织和个人愿意有一个分裂的、扮演二流的经济角色的欧洲。不想要一个拥有其自己的货币和对外政策的强大欧洲。
索罗斯的发言人戴维·克诺菲尔德对克拉斯的言论不屑一回，他声称，“我们不打算对这种关于什么盎格鲁——萨克森阴谋的无稽之谈作出回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支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欧洲货币体系，但确信在该体系于最近解体之前，它不再对欧洲国家有什么积极作用了。
第八节 索罗斯在1993年
总体上讲，1993年对量子基金会是非常不错的一年，它的资产上升了61。5％。在1969年投在量子基金会上的1万美元如今已升值为2100万美元。而同期投在standArd＆POOR500的证券上的一万美元仅增幅至12。2万美元。
索罗斯的每一个基金项目都表现得十分出色。最佳的是“Quantum Emerging Growth”，涨幅为1o9％，其次是“量子”和“Quota”，它们分别是72％有余。打1969年以来，索罗斯已创造出了约为35％的令人惊讶不已的年度增长率。而S＆P500的这个指标只有10。5％。
索罗斯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大一笔买入的对象是拉蒙通讯公司，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公司：纽布里奇网络公司和DSC通讯公司。他卖出股份最多的是MedcoContainnlent servlces。其他的卖出表明索罗斯正力图使自己少受金融企业的牵累，他的10项最大卖出中，有5项是在该领域。
下表列出的是索罗斯控股最多的几家公司，他资产的大约一半是股票：
第二十五章 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招他的宗教信件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第一节 犹太圣徒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他的宗教信仰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的经历都未拉近乔治·索罗斯和犹太教之间的距离。即使当年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不让索罗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背景，它也未对他的宗教思想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索罗斯在1944年为逃避纳粹而东躲西藏，这使他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学会了一套生存技巧，但并没有使他更具有犹大局性。
如果说索罗斯从这场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像欧洲的犹太人这样的少数种族必须在将来保护好自己，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少数种族被赋予了权利的多元社会。
“我在1947年去了英国，后来在1956年又去了美国，”索罗斯写道，“但我从未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美国人。我把匈牙利抛在了脑后，而我的犹大属性也未使我个人的意义在一种对族群的忠诚之感中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让我去支持以色列。相反，作为一个少数种族中的一员，一个能够察觉到问题的另一面的外来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曾让我痛苦地感到处于危险和屈辱之中，但具备进行批评思考和高屋建瓶的能力弥补了这一切。”
犹太身份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负担。它未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除了生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所承受的“危险和屈辱”。因此，在战后年代，索罗斯对他的宗教属性一直轻描淡写，他的智慧中也没什么发端于犹太源泉。
他长期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巴伦·维恩评价道：“乔治从不力图表明他不是个犹太人，他从不隐晦他的身份，但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不想使这成为他的认同感的中心。”“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是他的认同的中心内容。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事实意味着他不得不跑开，不得不逃避，不得不隐藏起来。当他来到美国时，犹太身份的确给他打上了框框，而乔治希冀摆脱一切框框的束缚。他要使自己因为他本人的职业、智忑和成就而被人接纳。他不把自己和犹大事业拴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回避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设定任何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不会戴上一个标志，上写‘我是犹太人’。
第二节 难忘今宵
1992年10月上旬，索罗斯邀请了一位名叫本尼·兰达的以色列企业家和他一起在他的纽约公寓吃饭。这个夜晚对两人来说都是他们所度过的夜晚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个。
1977年，兰达在离特拉维夫不远的一个叫雷赫沃特的以色列小城建立了一家名为“英迪戈”的高技术公司。它很侠发展成了全球高质量数字彩色印刷产品领域中的领头羊。
1977年6月份，兰达请求“第一波士顿”这家美国投资和银行业务公司为英迪戈作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先为这家企业进行一些私人宣传，若干年之后再将其向大众推广。当“第一波士顿”快要撰拟好一份将被发送给潜在的投资者的备忘录时，索罗斯听说了英迪戈公司的打算。在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请求英迪戈取消发行备忘录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他将承担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
“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奇，因为我们起初预计要弄到5000万美元，至今应有半打的投资人，”坐在雷赫沃特的四径办公室里的兰达在1994年8月如此口忆起当年的情景。
当时，双方敲定条件之后，索罗斯又告诉兰达他对于这桩买卖有种私人兴趣，并打算在一切事宜办妥之前见见他。这样，他就邀请兰达去纽约赴宴了。
索罗斯和兰达见了面。在场的有另外面个人：索罗斯的同事P。C查特约和“第一波士顿”的执行总裁罗伯特·康拉兹。这个晚上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谈话的性质。外人也许会想，这回个生意人因一顿工作晚餐而聚到一起，他们所谈的将主要是他们的工作。但查特约和康拉兹两人实际上整个晚上都没说什么东西。事后兰达说道，他相信这两人听到索罗斯和他整晚上谈论的都是非商业性的话题之后，瞠目结舌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两年之后再描述那个晚上的情景时，兰达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似乎他昨天才同索罗斯吃过饭。这个晚宴开始于傍晚7点30分。持续了4个小时。在就坐后，索罗斯请求兰达谈谈他自己及其公司。这大约花了20至30分钟。接着兰达间索罗斯是否该轮到他来问些关于这位投资家本人的问题了。
“当然可以，”索罗斯答道，他猜想他也许会被提一些关于他的投资经历的问题。
“那好，”兰达张口说道，“我对我所了解的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颇感兴趣。”此时他并未留意索罗斯听到这些是否皱了皱眉，“我所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说得太唐突——“对于作为一个犹大人，你有什么想法？是否和一家以以色列为总部的公司做生意有着某种意义？”。
兰达原先就略知一些索罗斯对犹大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个犹太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兰达来说，要在索罗斯的幸兔于难和他在犹太问题上的中宣之间找到一致多少有点困难。所以，他问了上述问题。
索罗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觉得意外，尽管没有不舒报的表情。他答道：
“无论怎么讲，这点对我来说不说明什么。我们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以色列公司，而是和你们合作看来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中，索罗斯谈论了他的犹太身份、他几时的经历，尤其是他在二战中躲避纳粹的事儿。“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他告诉兰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游戏，令人刺激不已。”他们还谈及了犹大民族主义。不时地，这顿晚饭看起来象一场辩论，不过气氛一直是友好的，尽管他们总是围绕着那些用兰达的话来说是“私人性质的、敏感的问题。
在和索罗斯交谈的同时，兰达在猜想是什么使这位投资家拒绝持有来犹大憎感。听到索罗斯的战时经历时，兰达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发现，虽然索罗斯一直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成一场过蠢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不得不一边又一邀地口味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于是他的结论是，对于索罗斯，身为一个犹太人必定是一个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顿晚餐中间，索罗斯还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开场合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回避这个话题。“也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去承认我的犹太身份，”索罗斯表白道。
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也位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