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影响身手的发挥；标志：七色的腰带，黑带为最低，为初学者，紫带为有基础者，蓝带为资深者，青带为正式段位，可以开馆授徒，之上依次为黄带、红带、白带，白带最高，通常不会被授予——霍元甲也仅为红带一段，相当于七段。此外，还有镶金边的荣誉段位。如果，某一家功夫被认为是出色的，但没有经过正式考核，或没有人能经过正式考核，也就是说，不能正式开馆授突，就会被授予荣誉青带，准予开馆。起初，这只是为了照顾，没有前来参与的各家各门。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荣誉段位越发越多，很多人都以佩带为耻辱。只要有可能，没有任何人愿意配带荣誉段位。
中华武术协会综合武术常识，编辑出版了基础练习从书，以及基础套路丛书。公开出版，广为推行。而之上的中级教材，则作为内部刊物，不公开发行。但是，一个华人成为中华武术协会会员，具备紫带，便可购买，没有其它限制。作为最高级的教材，现在还没有编写。谁都有几式绝活，公不公开，全凭自愿。霍元甲是准备将霍家拳公开的。
总而言之，中华武术协会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提供里机会，也为武术的传承提供了更多的候选人才，大体就是如此。
然后，是最让人瞩目的，定段大赛。蓝带以上的晋升，完全从实际出发，分为拳脚和器械两类。简单的说，蓝带最少要能打过两个紫带，依此类推。所以，霍元甲虽然能打，但没有足够的人数，也只好老老实实的当七段。定段大赛时间最长，持续了整整七天。中华武术协会的各位会长看的热血沸腾，决定每年举行一次。几年之后，由于观众太多，转为内部举行。在众多武术爱好者的强烈抗议之下，于1919年后，每年在庐山举办了中华武术大奖赛——《射雕英雄传》问世以后，人称之为“庐山论剑”。
“武林大会”开始不久，庐山围棋赛的开始了。庐山围棋赛的宗旨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围棋”，规则自然是“座子制”。现代围棋，其实就是日本的围棋，与中国围棋没有高下之分——规则不同，只是当时中国太过衰弱，乃使日本围棋成了现代围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我有这个能力，自然要尽一分力量，就私人捐了五万圆，举办了庐山围棋赛。其中，费用一万五，总奖金三万五。由于奖金丰厚，参赛人数众多，所以分成初赛和复赛，一律实行淘汰赛。进入复赛后，对局有对局费——胜者：败者=3：1，最后，冠军被称为“天元”，意为第一，独得奖金一万五元——这是个大数目，当时北京的普通人家年收入也就100~200圆。我不懂围棋，也只参加了开幕，作了五分钟讲话。但听人说，参赛者水平不高，国家衰弱至此，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赛后，我宣布庐山围棋赛将每年举办一次。想必以后学习围棋的人会越来越多，自然水平也会有所提高。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次胜会的参加者，许多都穿着汉服来——此汉服并不都是汉朝的服饰。辛亥以后，许多人觉得都革命了，应该穿自己的服装。但是，中国的朝代较多，哪个算是自己的服装，谁也说不清。于是，一时间穿什么样的都有，有人连戏服都穿上了^o^。那时候，王雪松初办《安徽时报》，老琢磨要采访我，以增加知名度。我知道《时报》的招牌是‘客观公正’，肯定不会光给我唱赞歌，就一直推脱。偶然，就说起了乱穿衣，我说，干脆每件衣服做一件，拍成照片，辅以简单的文字说明，让读者选个‘汉服’出来，不就完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王雪松回去后，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一定有许多人会感兴趣，便出头组织了这个“民主票选汉服”活动。又是“民主”，又是“汉服”，这么流行的话题，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王雪松联合了《申报》、《大公报》等多家知名报纸，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年初选定了汉服。汉服是一种礼服，主要是在比较严肃庄重，或喜庆等重要场合穿着。一共选定了三种：汉代的婚礼服、唐代的盛装和宋代的文士服——我个人以为，读者完全是在选则‘美服’，哪个漂亮选哪个。汉代的婚礼服最庄重美观，只有比较隆重的正式场合穿，在丧礼时，需要把红色的领子换成银白色，所以领子可以被做成活领。唐代的盛装一般是在酒会等场合穿着，汗，感觉比西式还要开放。而宋代的文士服就比较随便了，有人在郊游的时候，就穿一身宋代的文士服。青衫大袖，蛾冠博带，飘逸潇洒，很适合泡MM的。选好“汉服”后，各家报纸又对“汉服”制作，进行了详细的图解说明。所以，“汉服”很快就在南方流行起来，并传播到北方去。后来，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时，就穿了一身“汉服”进行了宣誓就职。
至于日常服装，安徽流行厚棉布作的短衣长裤，当然不会像中华武协规定服装那么宽松，只是类似后来的休闲装。北方穿什么的都有，南方以安徽装和中山装为主。一般，倾向革命的，喜欢穿中山装，倾向改良的喜欢安徽装。
此外，还有辫子和裹脚。安徽不禁辫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只是提倡汉人留汉发，类似道士的发髻。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安徽严禁裹脚，一经发现，就会被罚，严重的还会被判刑。因之被判刑的第一人，是安庆的陈尚堂。
陈尚堂是安庆本地人，曾在最后一次科举里中过举，是出了名的道学先生。在被法院多次要求放脚后，仍然不遵守，强制其幼女裹脚。
“裹脚”这事情是很残忍的，需要把人的脚骨折断，然后弯回去，用长布紧紧的裹在一起。被裹脚的人，基本就等于是个残废，连稍远的路也无法走。
陈尚堂留着大辩子，在法庭之上摇头晃脑，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裹脚”是如何如何好，都是为了女儿好。法官遂问：“那孔子的夫人，是裹脚的了？”陈尚堂犹豫一下，说：“嗯，是吧。”法官又问：“那孟子的妻女，也是了？”陈尚堂说：“应是。”法官又问：“那秦汉的女子都如是？”陈尚堂道：“正是。”
法官怒道：“荒唐！你也是个读书人，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胡扯什么？‘裹脚’出现在宋时，兴盛于元，异族暴虐，减少女子外出，乃不得以而为之。”
法官又问：“你为何留辩子？”陈尚堂小声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法官笑道：“那女子的‘身体发肤’，非‘受之父母’。”
此事早已经形成一套歪理，无非是你言东我言西，专门挑对自己有利的说。但是，说起讲歪理，学法律的职业就是讲理，很快就把陈尚堂驳斥得无话可说。即使如此，陈尚堂也不肯服输，在法庭里大吵大闹，大声咒骂，遂被判“藐视法庭”，有期徒刑六个月。连同“伤害罪”——“多次严重伤害他人身体”，两罪并罚，结果，被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此事作为奇闻轶事，被国内报纸广为转载，轰动一时，说什么的都有。我也让人在报纸上，广为宣传“裹脚”的种种有害之处。“对女子身体不好，母亲身体不好，孩子的身体就也容易不好”，云云。无论如何，“裹脚”在安徽被禁止了，已经如此的，也都被强制放脚。
9月28日 日本兵舰须磨号在怀宁马窝汛内操家洼江面碰沉中国盐船，淹死多人。事后，顾维钧向日本领事提出交涉，但无结果。后来，英国军舰碰沉中国船只，顾维钧交涉，也只获得了少量的赔偿。国家衰弱，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由政府救济一点。
年中，淮河治理工程也开始施工。
淮河治理工程的关键，在于淮河下游的疏通。我与张謇联系后，由张謇主持全局，安徽军政府出资金，聘请中外的水利专家，在年初开始了勘测工作——主要是勘测一些原来没有注意，或不方便测量的地方。在美国著名老工程专家费礼门的指导下，很快就制订出《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对江海分疏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论证。主张江淮分流，提出让淮河水七分入江，三分入海。入江路线由三河经高宝湖，入里运河归江各坝，至三江营和瓜洲入江。入海路线由张福河循废黄河至涟水，从涟水至甸湖开挖新河，以下路段仍按照旧黄河入海。
工程分为二两期，一期工程工期两年，主要是对淮河下游的疏通和关键地方堤坝的维修；二期工程则是对淮河中游堤坝的治理，预计工期二年。但是，在大量推土机等工程机械的帮助下，一期工程于民国二年秋季完工。自然，施工费用也从原来的1200万，上升到1350万——就算是培养驾驶和机械维护人员的学费了。日后，张謇的建功建筑工程公司与董氏下设的永久建筑公司并称为中国机械化施工程度最高的公司，即源于此。
民国元年的铁路，并没有花那么多的钱，只花了大约一半。上半年主要是进行详细的勘测等前期工作，一直等到马鞍山钢铁厂一期工程竣工投产，铁路方开始正式施工。马鞍山钢铁厂一共两期，一期工程目标是年产三十万吨铁，五十万吨钢。其中，铁路用钢三十五万吨，普通民用钢十万吨，军械用钢五万吨。随后开始的二期工程，目标是年产四十万吨铁，四十万吨钢。其中，普通民用钢十万吨，铁路用钢二十万吨，军用特种钢五万吨，船用高级钢五万吨。
事实上，到民国二年，二期工程竣工，马鞍山钢铁厂已经建成年产70万吨铁，140万吨钢的大钢铁厂。由于政府修建铁路的拉动，钢产量还要高于铁。其中，普通民用钢25万吨，铁路用钢95万吨，军械用钢10万吨，军用特种钢5万吨，船用高级钢5万吨——此处的产量都是指最后的产品。否则先炼铁，再用铁炼钢。无论如何，钢的产量也不可能超过铁。
哎，这也是市场的导向。现在的国内市场，主要还是依靠军政府的采购，以及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民间的需求，相对而言，还是要小一些儿。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手里没钱，自然也就没有市场。现在，军政府扶持农业，大规模更换农机具，又不断进行基础建设，拉动经济增长，使老百姓手里宽松一点，然后，需求自然就产生了。现在，军政府所做的一切，还是处于抢占国内市场，培育自身市场阶段。
第22章
新年礼物，新年快乐。虽然不足四千，但以我的速度，也就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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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孙小山乘“联鲸”号兵舰途经安庆，并在都督府发表演说，盛赞当地政府和人民焚毁鸦片的义举。孙小山和我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共进了午餐，旋离开安庆。
席间，我们谈笑风生，一切都显得很和谐，唯一不和谐的——我们都不喜欢对方——是没有人会表现出来的，这是政治家，或者说政客的本能。
孙小山是个革命家，也可以说，是革命领袖。然而，仔细观察他的人生经历，你就会发现，孙小山在一生中基本没有经历什么危险。起码到目前为止，孙小山没有亲自领导过任何一次起义，每次起义，这位伟大领袖都身在国外；武昌起义成功后，孙小山以为革命的关键在于外交，于是，黄兴赶往武汉，孙小山则安全的待在国外，直到国内大局已定，孙先生才欣然回国。那么，孙小山在国外的努力如何呢？
1911年12月25日，孙小山刚到上海，就有记者问他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小山当时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多么响亮的回答，富有革命家的气派，然而，并不能掩饰其在国外的一无所成。
同样响亮的回答，是在1911年12月21日。
当日，孙小山由欧洲返国抵香港，胡、廖由广州赶至香港迎候。胡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因此主张孙小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
“当前的革命形势，满清垮台已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则是革命最大阻力。袁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为一奸雄，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所以袁的势力至少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目前姚雨平已组成劲旅，不过人数不多，若有半年时间，简练民军，全力扩充，则五六万精兵不难组成，以此和袁一拼，才有必胜把握。所以先生目前以留粤为上策，因为现在赴上海，必被拥为总统，这个总统没有能战的兵卒，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是无补的。”
胡的意见很正确，可是孙小山却更有卓见，孙先生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革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