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若翰愣住了。片刻之前，他和易君恕还谈得颇为投机，年近花甲的老牧师不惜屈尊俯就，耐心地向这个后生小子阐述自己的心得和主张，却不料完全白费唇舌，突然之间易君恕和他翻脸了，疾颜厉色地当面指斥他居心不良，简直把他看作英国政府的说客了！
两位客人之间发生争执，莽苍苍斋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使谭嗣同深为不安。毕竟林若翰是远道而来的外邦人士，又是一位长者，他只能劝阻易君恕：“君恕……”
“谭大人！”林若翰满脸的皱纹在扭动，蓬松的大胡子在颤抖，声音沙哑地说，“我虽然是一个英国人，可是，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在华之月远远超过居英之年。三十八年以来，在香港，在中国内地，我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学到了你们优秀的文化，也看到了中国的瘤疾顽症，而中国士大夫对此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知之而不敢言。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方之人言之，我披肝沥胆，上书坦言，爱之深不觉言之切，不料反而遭怨！啊，上帝，我为四万万中国人祈福，愿东方文明古国中兴复苏，何曾谋求一己私利？这一切，上帝可以作证！”
老牧师一腔激愤，双眼闪烁着莹莹泪花……
“翰翁！”谭嗣同上前扶住了他，“翰翁且请息怒，此事还须和康先生、梁先生详细商议……”
“我并没有发怒，而是为中国感到悲哀！”林若翰热泪盈眶，仰天长叹，“上天要救中国，若违背天意，错过良机，将追悔莫及！”
莽苍苍斋暮色苍茫，已是掌灯时分。胡理臣和罗升一个手持灯盏，一个端着托盘，把待客的菜肴送上来，一进门，竟然看到这副景象，不知如何是好……
深夜，报国寺前易府小院的书房里还亮着灯光。
书案前，易君恕凝神独坐，陷入深深的思索。在莽苍苍斋和谭嗣同的促膝交谈，和林若翰的相遇以至不欢而散，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当今的北京城犹如紧锣密鼓之中的一座大戏台，各种人物都纷纷登场，要在危急的时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台大戏却没有一个现成的唱本，生旦净末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主张，顽强地表现自己，谁也难以预料将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和谭嗣同分别二十年之后的重逢，使易君恕在孤独中找到了同伴，在苦闷中找到了精神依托，他信任谭嗣同，相信只有康、梁、谭这些浊世独醒的人物指出的方向才是中国的出路，无论这条路如何艰难，也非走下去不可了。那么，还有那位长袍马褂、蓝眼高鼻的林若翰呢？信誓旦旦要救中国脱离苦难、为四万万民众祈福的那位“鬼子大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易君恕苦思而不得其解。不过，今天与那位“鬼子大人”的邂逅也使易君恕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千金难买的信息：英国人迫使中国签订的香港拓界《专条》，至今仍是一纸空文，新租借地尚未落入港英之手，邓伯雄的家乡仍然是大清国土！那么，在香港拓界未成事实之前，如果朝廷据理力争，能否使局势发生逆转呢？当初《专条》的签订出于李鸿章之手，皇上朱批“依议”迫于皇太后的压力，而今皇上诏令变法，尽废弊政，那一纸屈辱的条约难道不可以废吗？一贯媚洋卖国、割地赔款的李鸿章所把持的外交大权难道不可以罢免吗？皇上广开言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连林若翰那样的外国人都不远数千里从香港匆匆赶来，向皇上上摺，我易君恕就不可以上它一摺吗？
一股冲动从心中腾起，易君恕突然发现了一条通往紫禁城之路，一条与当今皇帝对话之路，一条报国之路！心血来潮使他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拈起案上的紫铜水注，往砚台里注入一汪清水，然后握住那锭松烟徽墨，用力地研磨起来，一圈一圈，他觉得自己和紫禁城越来越近了。
静静的夜，窗外传来巡更人敲着木梆不紧不慢的报时声：梆，梆，梆……
第四章 无力回天
炎热的夏季在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之中匆匆过去了，西山峰岭浓密的丛林被秋风染红，京郊大地上的谷子黄了，收获的季节到了。辛苦了一年的农夫佝偻着腰，托起谷穗掂掂分量，掐下几粒谷子放在嘴里嚼嚼，瘪瘪的。便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唉，老天不怜惜庄稼人，半年不见雨滴儿，哪来的好收成啊！回首当年，天子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有过多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不要说遥远的康、乾盛世，就是当今皇上登基以来的头二十年，大清国也还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京师二十里以内，地亩永不干旱，庄稼连年丰收，有民谣唱道：“光绪坐龙楼，五谷回丰收，四海民安乐，福如长水流。”自甲午战败，国家伤了元气，老天也雨露不施，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
京西官道上，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簇拥着天子銮驾，正朝着颐和园方向疾行。自从光绪十四年，皇帝十八岁大婚，皇太后“归政”之后，一年十二个月之中，她在紫禁城宁寿宫住两个月，在中南海住三个月，其余大半年时间，从立夏开始便到颐和园避暑，待十月初十过了她的生辰，才起驾回宫。然而，“归政”的皇太后并没有放弃大清国的权柄，皇帝每十天就要到颐和园请安，把国策政务一一奏禀皇太后，获准懿旨之后才可以执行。现在是农历七月末，公历已是9月中旬，这是光绪自颁布《明定国是诏》以来，第十一次赴颐和园请安。
立秋一个多月了，迎面吹来的秋风已有些凉意袭人。光绪皇帝坐在銮驾之中，尊贵的龙体随着轿夫那有节奏的颠簸而颤动，他双眉微蹙，深褐色的眸子蕴含着悒郁之色。维新变法已将近百日，这九十多天来，他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他的朝廷设置着那么多衙门，养着那么多官员，却大半是尸位素餐、坐享富贵的颟顸庸碌之辈，正如他曾经拥有庞大的舰队而国难当头之际却经不起一战，现在他开创的维新变法正需要群臣尽力辅佐，那些银样蜡枪头哪一个用得上？枢臣耆老或者装聋作哑，袖手旁观，或者仇视新政，百般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对皇帝谕令筹办之事无一字奏复，皇帝以电报催促，才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两广总督谭钟麟则连电报也不复，置若罔闻。皇帝怒责他们“因循玩懈”，“该督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何复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然而比起京官来，刘坤一、谭钟麟这两名外官还算好的，京官的胆子更大。礼部的满、汉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当部下司员上书言事时，不仅拒绝代递，挟制阻挠，甚而至于许应骙恶人先告状，诬其“咆哮署堂”。别看许应骙在与英使窦纳乐谈判时纯属废物点心，阻挠新政倒成了一马当先的好汉。皇帝拍案大怒，谕令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礼部侍郎囗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一体罢免，终于吐了一口恶气！皇帝严辞谕令：此后各衙门司员上书言事，即由该各部堂官将原件封呈，毋庸拆看，“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也！”
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惊人之举，震动了全国，士民争相上书，言路大开。都察院和各部衙门每天各有数十摺进呈，某些奏摺长达数十页。言路壅塞得太久了，民怨积压得太多了，士绅百姓有万语千言，要向皇帝诉说！中国历朝历代，对奏章的格式限制最严，若不慎有一笔之误，便获“欺君之罪”，而今那些下僚寒士，哪里懂得这些规矩？只顾随意写来，格式杂沓不一，更有山野农夫渔民，寄来二尺长条，称“皇上”不知抬头，遇避讳不知缺笔，皇帝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动怒。外省有一腐儒，竟斗胆上书责难皇帝“变乱祖宗之法”，枢臣主张严惩，皇帝却说：“方开言路之时，不宜谴责，恐塞言路，亦容宽之。”皇帝每天闻鸡而起，日暮不息，成千上万份奏摺尚不能尽览，由新任军机处四章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代为披阅。年轻的皇帝思贤若渴，把焦灼的目光投向他的臣民，孜孜以求良谋善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
在浩如烟海的奏摺之中，有两份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
一份来自顺天府举人易君恕。对大清天子来说，易君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奏摺却讲的是国政大端。目睹那连篇俊逸挺秀的小楷，咀嚼那满怀悲愤、激荡肺腑的话语，皇帝被深深地触动了，今年夏天挥泪来批《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香港是光绪皇帝的一块心病。当年道光爷“深以弃香港为耻”的遗诏至今言犹在耳，那么他呢？他这个不肖子孙比祖先走得更远，不但割让了比香港大得多的台湾，而且租让了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还有广东新安县那片土地，也被英国以“展拓界址”为名划归了香港，租约一签就是九十九年，是租让期最久的一块租借地！九十九年是个多么漫长的期限，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穷其天年也不可能看到将国土收回的那一天，那么，当他告别人世之时，将给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遗诏呢？大清开国圣祖留下的是广阔的疆土和国家的尊严，而他留下的却是破碎的江山和民族的耻辱，仅仅“深以为耻”一句话能够洗刷他深重的罪孽吗？不，他死后也不得瞑目，将长久地被后世子孙和臣民怨恨、诅咒！剧烈的痛楚使皇帝震颤，仿佛躯体四肢被割裂，五脏六腑被撕碎！
皇帝反复将易君恕的奏摺看了两遍，英国推迟接管新租借地的信息使他怦然心动，和上书的那个同龄人一样，年轻的皇帝心中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借此时机，与英夷重开谈判，推翻屈辱的条约，收回新安县！他拈起朱笔，在奏摺的上端批道：“著总理衙门照会英使……”
刚刚写了这几个字，手腕猛地一抖，又停住了。他突然想到，今年西历8月6日，中国公使罗丰禄已经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互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且申明此《专条》已从7月1日生效，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要想推翻成约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英国政府和驻华公使窦纳乐是好惹的吗7如果中国就此再和英国交涉，只能被人家无情地嘲弄：你们早干吗呢？是啊，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与窦纳乐谈判长达两个月之久，步步退让，何曾向英夷力争国权？满朝文武又何曾挺身而出、捍卫国士？你们都早干嘛呢？！如果在签约之前皇帝能听到这个布衣书生易君恕的声音，也许还来得及……不，李鸿章背后有皇太后作主，早已抱定了以和戎求苟安的宗旨，连大清国的天子也没有回天之力，割让台湾和租让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的条约不都是皇帝朱批御准的吗？李鸿章酿成的苦酒逼迫着他喝下去，已经多少次了！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一腔怒火从心头升起！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外侮接连不断，国家何谈自强、自立？自甲午丧师、乙未议和，皇帝已经对李鸿章忍耐了多年，现在忍无可忍了！他既然可以罢免礼部六名堂官，难道就不能罢免一个李鸿章吗？
屈辱、悲愤凝聚于笔端，皇帝把刚才所写的半句话勾去，重新写下御批：“著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
作出了这项决定，皇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这才像个皇帝了。
另一份奏摺来自英国牧师林若翰。皇帝虽不曾见过此人，但对这个名字并不算陌生，曾经听到过关于这位“鬼子大人”的传闻，也曾经读过他的专著《甲午战纪；，印象之中留有相当的好感。皇帝痛恨列强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却并非仇视所有的洋人。英、法、德、俄、日东西各强国都曾给中国带来灾难和耻辱，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列强何以能够强大？英国的“工业革命”、俄国的“大彼得变政”、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正如林若翰在这份奏摺中所说：学问无论中西，以实用者为取。何况林若翰这个洋人又有特别之处，他既不是英国政府官员，又不是军事将领，只是一位以宗教为职业的牧师，一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有道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若这位“洋和尚”念得好则听，念得不好，不听也就罢了。
林若翰的奏摺，是由康有为作了精心修改，然后才代为递呈给皇帝的。尽管修改后的摺子已经削弱了林若翰的某些锋芒，加进了康有为自己的主张，仍然涉及了大多的禁忌。光绪皇帝阅过之后，没有批复，仅仅“留中”，把其中有用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主张，予以推行。他颁布了一系列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