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得主吧。几个月来慷慨地向他献出的赞语和颂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旧的伤口已逐渐愈合。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所在的学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岛的核试验，还有奥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鲍林又重新回到社会行动主义的轨道。诺贝尔奖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这一道路。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反对核武器的政治活动在鲍林的思想和行动中将会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与科学已不沾边了。”
鲍林一回到加州，重点就开始转移。他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这次周游世界后，他开始真正相信，再也不会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和平，氢弹使战争成了不可想象的事。鲍林写道，现在的危险并不是战争，而是由核武器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不顾后果地促使人类素质不断下降呢？”他这样问道。与此同时，他着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导致发病率上升和畸形儿童数增加。“为了限制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试验，进行国际谈判极为重要。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他坚信自己的声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读过有关的资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与遗传学家交谈，并且与日本科学家交换过意见。对各种动植物进行的试验已经证实，基因会受到放射性的破坏，而且还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受到照射的放射性越强，这种破坏就越严重。放射性减小，其破坏程度会直线下降。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只有放射性完全消失，这种破坏才能真正停下来。因此，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给人体健康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风险虽不大，但确实是存在的。
这是有关数据显示的结果，不过仍需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加需要过硬的证据。当然，已有足够的证据让人担忧了。鲍林和许多科学家相信，核武器试验及其放射性尘埃的增加，对人类健康是一大危险。对动物所作的研究已经表明，放射性能破坏卵细胞和精细胞，导致生育方面的缺陷。另外也有一些证据显示，放射性能损害体内其他类型的细胞，使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尽管这么说，毕竟几乎还没有人直接考察过，放射性微量增加，比方说，放射性尘埃增多，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不过，鲍林在自己的谈话中很少有模棱两可的说法。他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因此受到全国上下的注意。他在讲话中断言，“白血病是一大危险，”并且声称，放射性尘埃也许足以在易感人群身上诱发这种形式的血癌。
1955年春季的一段时间里，鲍林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已广为人知。日本学者毫不含糊地说，比基尼岛试验的决非普通的氢弹，不但其能量要比普通氢弹大好几倍——其威力足以穿透低层大气而将尘埃喷射至同温层中，悬浮在那里的尘埃可以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且它形成的放射性尘埃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种核武器试验所产生的散落物质。
看来，在比基尼岛投放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日本人对放射性尘埃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尘埃中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同位素，其中有些同位素只能是铀裂变的副产品一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因为普通铀比较稳定，在标准的原子弹中无法使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提炼出一种稀有且爆炸性更强的同位素。物理学家认为，普通铀一定要有大量能量的激发，才能进入爆炸反应的状态……
现在看来，这就是比基尼岛发生的事。很清楚，在那里进行的爆炸试验使用的是一种三级装置：先是用广岛式裂变弹激发一种聚变型氢弹，然后用其产生的能量使其外层的普通铀发生裂变。这种裂变一聚变二裂变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用很少一点钱就能极大地增大氢弹的威力。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使鲍林那样的科学家感到惊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简单地利用价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点铀，就可以造出这样一种威力无比的核弹来。
用这种办法得到了后人所称的“铀弹”，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肮脏程度难以想象。铀弹的研制激起了新的一轮世界范围内激烈反对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平主义者罗素，有感于比基尼岛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一份由他本人、爱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学家签署的反对核战争的声明——这也是爱因斯坦临终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公开文件。当罗素来函征求鲍林的帮助时，鲍林正好有事在外，几天之后，他就致电表示赞成这一声明，因此，他成了这份声明的第十一位签署人。后人将这份声明称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
“人们担心，要是有许多氢弹投入使用，那就会带来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将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缓慢的折磨，”这份宣言这样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涌现。然而，我们会不会选择死亡，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彼此之间的争吵？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记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进入新的乐园的道路将畅通无阻；要是你们做不到，那么你们面临的将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的用词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早期岁月。那时，科学家面对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样的动机，一样的紧迫感，一样的感受。只有科学家将事实真相告诉公众，人们对核武器的厌恶才会带来有序的新世界。爱因斯坦的逝世，在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科学家的精神领导这一问题上造成了一种真空。罗素只能在英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美国，就要由鲍林来举起这面旗帜了。
已经到了1956年，根据鲍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核弹和放射性尘埃的资料。他专心致志地查阅政府的报告、有关核战争的书籍、关于遗传机理的科研文献以及人们对核武器试验的见闻等等，夜以继日地寻找着有关的真理。
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为了消除公众的担心，声称大家每天都处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围中，因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中，就有自然状态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们说，在这种“基底辐射”的基础上，由于核试验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无论怎样说，低剂量辐射与人类疾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并没有任何过硬的资料。6月，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刘易斯·斯特劳斯在一次内科医生的会议上保证，到那时为止，所有核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尘埃总量，使每一个具体的人受到的额外辐射量，并不比一次X光胸透更大。他说，有人声称，核试验污染了大气，将来怪胎会增多，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鲍林认识到，原子能委员会对有关资料的解释是片面的，因为它将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总体的人群上。低剂量辐射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不对人口总体作测算，这种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的。鲍林说，如果认为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总共150万例胎儿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辐射造成的——作为遗传学证据，这是一个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质疑的假设——那么，因核武器试验使其基底辐射增大1％，就会造成每年多生出来15000名畸形胎儿。个人承受的危险较小，但总体上累积起来就是15000名畸形婴儿，这一数字是触目惊心的。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一类数字。
尽管原子能委员会不肯提供确切的资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只好埋头于分析放射性尘埃的情况。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众就越感到放不下心来。铀弹爆炸以后，其外层物质生成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放射性产物，其中一种则很快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警觉：锶90。这是一种生存期很长的同位素，在原子试验以前，地球上从未看到过。锶90很像钙，因而就特别危险。研究人员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过放射性尘埃落到地面，锶90就会被青草吸收，牛吃了这种草，就会通过牛奶传给人体，沉积在人体骨骼中，特别是正在发育的儿童骨骼中。锡叨一旦进入骨骼，就发生衰变，从而使周围组织受到辐射。在1956年这一年中，鲍林和另外一些科学家为千百万户家庭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儿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试验一枚核弹，不再是本国的事情；它的影响会随风飘散到整个世界的四面八方。
鲍林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其范围已不只限于发表一些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他参加了科学社会责任学会。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和平主义左翼团体。另外，他又重新活跃在人权领域，曾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国会宣布1950年国内安全法违背了美国宪法；他还积极发起成立美国人自由公民委员会。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华盛顿，这一次是以友好证人的身份作证，在一个根据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力而成立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前，说明他在护照问题上受到的种种阻挠。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长久以来一直反对麦卡锡的托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组委员会召开了若干次听证会，鲍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闻媒体上（《帕萨迪纳报》的醒目标题是：“鲍林诉说国务院‘荒唐事’”），照例又引来了一系列反应。富尔顿·刘易斯是一家保守报纸的专栏评论员。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很密切，他攻击鲍林的证词有偏见，因为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阵线的活动，并且历数了一长串这类活动的名称。第二个月，相对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国会的另一部分中有一个名叫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的机构，它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美国共产党：是何物？干何事？——美国人必读的手册》。书中罗列了82名“共产党阵线最为积极的典型的倡导者”，鲍林是其中之一。看来，诺贝尔奖也决不是抵御政治迫害的挡箭牌。
鲍林还发现，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私下里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时又一次演化成公开的咆哮。由于鲍林的缘故，两名董事会成员里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后辞职；此时，约翰·麦科恩这位南加州国防工业方面飞黄腾达的人物，带头发难要求驱赶这个颇有争议的科学家。杜布里奇坚定地执行他一贯采用的方针：在公开场合，支持鲍林发表意见的权利——特别是在核试验问题上，杜布里奇本人对其军事上的价值也持怀疑的态度——而在私下里，对他手下这位桀骛不训的系主任施加压力，让他降低一下讲话的调门。
鲍林的朋友们又一次构筑了为他辩护的防线。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上，哈罗德·乌雷称鲍林是一位“极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还向公众揭露，鲍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剥夺了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提供的资助。比德尔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友杂志上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为鲍林辩护。他称赞了鲍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诚审查的制度。然后，他尖锐地声称：“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学术自由含义的院长，为此我感到骄傲……董事会没有在疑心病前低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甚至鲍林手下的办事人员也站出来为他辩护。其中有一位秘书到当地一家百货公司采购物品，与营业员聊天。当这位营业员得知她在为莱纳斯·鲍林工作时。问道：“您是为那个共产党分子干活的？”
“不，他不是共产党员，”鲍林的这位秘书答道。“如果说有人清楚的话，那我应当最清楚，因为我分管他的私人档案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在他的往来信件中，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扔下了原想购买的东西，愤然离开了商店。
鲍林此时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对于杜布里奇关于学术责任之类的谈话也已经习惯。无论在私下里谈话，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他都说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张政治上的急进冒险主义，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中散布左翼思想。与此相反，他劝学生们听一听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年轻人应当成为数学家，老年人应当是政治家。”
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为了和平和结束核弹试验而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