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
作者：＇美＇ 托马斯·黑格 周仲良、郭宇峰、郭镜明 译
内容简介：
新闻记者托马斯·黑格用详尽殷实的史料，细腻幽默的笔触，情景交融、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映了鲍林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在用浓墨重彩描绘主人公在家庭、教育、爱情、事业上的趣闻轶事的同时，真实记述了他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科学经历，深刻揭示了他不畏权贵、爱憎分明的倔强性格，热情诓歌了他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高度颂扬了他为了和平游说奔走的正义行动。这是一部记录这位巨人成就和命运的传记，也是一部展示主人公心灵活动和情感世界的人生教科书。
本书从多个侧面，反映了鲍林的成长道路、治学经验、学术成就，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社会、教育、科研的发展状况，回顾两次世界大战给国际关系留下的阴影，促使我们对未来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传记是行将逝去的20世纪的一面镜子，它折射了本世纪的社会变迁。人类进步和高科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和崇高责任。鲍林的人格力量将给我们以无限的启迪。
作者简介：
莱纳斯·鲍林，美国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位被人喻为“科学怪杰”的人物。在他长达94年的传奇生涯中，鲍林从俄勒冈一家小镇药店老板的儿子，成长为在众多领域中都颇有建树的科学大师，后来又成为世界和平运动的斗士。他用自己非凡的成就和经历，摘取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成了至今唯一一位两度单独问鼎诺贝尔奖的学者。
正文
中文版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 卢嘉锡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鲍林》一书的中文版，经过Simon＆Schuster出版公司的授权，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定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
1934年我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193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主要从事同位素分离和同位素交换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1939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我即申请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鲍林博士从事结构化学的研究工作，直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回国。
当时，鲍林博士已是国际上著名的理论化学家。他出生于1901年，1925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到欧洲跟随索末菲、玻恩、海森伯等物理大师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并与当时物理学界顶尖人物玻尔、薛定谔、狄拉克等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流。1927年回美国之后，从事化学键的本质的研究，这项工作使他单独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早在1931年他就因这项研究工作，获得首届化学朗缪尔奖，同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1933年他成为美国科学院建院（1866年）以来最年轻的院士。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已是国际上著名的结构化学学术中心，是广大青年化学家向往的学术圣地，这也是我师从鲍林的主要原因。
1939年秋，我从伦敦到加州帕萨迪纳，进入新建的克莱林实验室。当时，在鲍林的主持下，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两方面：一是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从事蛋白质的精细结构研究；二是开展为二战服务的研究，我开始搞的课题是关于火箭助推剂和炸药的研究。实验室具体负责人是科里博士，但鲍林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都亲自参与，当时，凡是海军从德国和日本得到的炸药，都拿到我们实验室，进行光谱成分分析，同时研究新的火箭助推剂和炸药。我也参加蛋白质的结构化学研究工作，当时鲍林特别感兴趣的课题是碳原子的三维成键理论，这也是蛋白质精细结构的关键所在。
鲍林博士早在俄勒冈农学院读本科期间，就有“科学神童”的美称，他博学多才，在化学、物理学、免疫学、医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他又是一位洞察力极强的政治活动家，他同情弱小国家和贫民的遭遇，对美国国会的军备竞赛深恶痛绝，他曾同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薛定谔、罗素等杰出科学家一道，发表制止核试验的宣言，并组织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为此，美国有关当局曾扣留他的护照，冻结他的科研基金，剥夺他的科研权利。学术界中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维生素C的理论研究冷嘲热讽，但是，事实证明，他为世界和平和民族平等奔走呼号是正确的，因此，1962年他又单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迄今为止，两次独得诺贝尔奖的，还只有他一个人。
鲍林对我国人民十分友好，1973年中美关系解冻不久，他便同夫人一道访问中国，足迹遍及城市乡村。中国农民送给他的工艺品，他一直珍藏着。1981年夏天，他带着重病在身的夫人，又一次访问中国。到达北京后，由于夫人健康恶化，不得不改变行程，提前回国，对此，他抱憾终身。
读者可以从这本传记中，看到当代科学家的创造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鲍林的一生不愧为科学家的楷模。本书从多个侧面，反映了鲍林的成长道路、治学经验、学术成就，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社会、教育、科研的发展状况，回顾两次世界大战给国际关系留下的阴影，促使我们对未来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传记是行将逝去的20世纪的一面镜子，它折射了本世纪的社会变迁。人类进步和高科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和崇高责任。鲍林的人格力量将给我们以无限的启迪。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也算是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巨人的一种纪念。
1998年11月
前言
1984年，在西雅图由美国化学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莱纳斯·鲍林。当时，我作为《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记者到会采访。我提早来到会场，准备听取鲍林发布他关于大剂量维生素C的最新研究成果。记者们都非常清楚，鲍林是新闻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几乎又都认为，鲍林大力鼓吹维生素C的作用前后已有13年，有关维生素C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已被炒作得过火了。因此，在预定参加报告会的所有记者中，只有我一人出席。
实际上，我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听他的报告，而在见一见他这个人。这个人曾在众多媒体上以多种方式被描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在世的最杰出的美国科学家，但同时也被说成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怪杰。
我早早地来到会场，空荡荡的报告厅里就我一个人。鲍林大步地走了进来，身材颀长，腰板挺直，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长长的白发从帽沿下挤出来，形成一圈银白色的镶边。他径直向我走来，作了自我介绍。使我颇感意外的是，他随即向我作了为时五分钟的关于锡的化学键性质的个别小型讲座。说句老实话，对量子化学我是门外汉——我之所以被派去采访会议，是由于我粗通医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尽管我对他所讲的东西一知半解，他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喃喃有声地进行着思考，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在讲话的同时解决着种种理论问题。我被这个愿意花费宝贵时间跟我讨论科学问题的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征服了。他的专注让我受宠若惊，他友好热情的举止也将我深深吸引。以后我才得知，在鲍林的众多崇拜者中，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
我留下了鲍林用来记录自己想法的黄色笔记纸，并决定进一步采访他。我知道，鲍林诞生在俄勒冈州并在那儿长大，而我的故乡也正好在俄勒冈，于是我说服波特兰市《俄勒冈人报》星期日特刊的编辑，将我派到鲍林坐落于大苏尔牧场的私人庄园去采访两天，撰写一篇反映鲍林早年生活的特写。这篇特写发表以后，我一发而不可收，继续了解鲍林的生平，并与他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讨论，鲍林最终同意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合作。
鲍林的生活历程悠长、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波折，在20世纪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诸多的科学成就包括：首次描述了化学键的本质；发现了蛋白质的结构；揭示了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病因；参与了研究DNA结构这一本世纪最著名的科学竞争；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了军工科研项目，并因此获得了美国总统功勋奖章；他推进了互射线结晶学、电子衍射学、量子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精神病学、核物理学、麻醉学、免疫学以及营养学等学科的发展。他共撰写了五百多篇论文和十一本专着。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一次是化学奖，另一次是和平奖（鲍林至今仍是唯一一位两次单独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
鲍林从年轻时开始即被公认为一个科学奇才——他32岁时即被选进美国国家科学院，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院士；36岁时，即受命领导该院化学部——并持续不断地作出各种创造性贡献达。年之久。
鲍林在他的奠基性专着和魅力无穷的讲课中，提出了原子之间的结合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分子结构的理论，从而改写了20世纪的化学。分子结构理论成为鲍林学说中的一个主旋律，他用这个统一的理论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并把不同学科的成果联结在一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勇敢地冲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创立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化学物理，分子矫正医学以及影响深远的分子生物学。
然而，鲍林在科学领域中的工作仅仅是他人生活动的一半。在其妻子爱娃·海伦的深刻影响下，鲍林凭借自己在科学领域的巨大影响，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与爱因斯坦和西拉特①都是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员不多，但被赋予阻止原子武器扩散的重大职能。后来对于美国政府的核武器政策，鲍林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并最终招致政治迫害，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对他长达24年的调查。他被剥夺了参与国家机密项目的资格，护照被吊销。他失去了政府资助。他在报刊上被肆意诋毁，还受到来自美国参议院的侮辱性的指名恐吓和威胁。面对这一切，鲍林勇敢地给予还击。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还诉诸法律，其中包括影响广泛的控告赫斯特报业集团②，控告巴克利的《全国评论杂志》以及控告国防部等案件。
①西特拉（Leo Szilard，1898—1945），美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参与自持链式核反应研究，对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起过作用，后研究生物物理学，倡导和平利用原子能。
②赫斯特报业集团，由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l951）创建，曾拥有25种日报、11种周刊和多种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参与美国报界的竞争。
到了60年代早期，鲍林被很多人看作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敢于冒险、敏于直觉、桀骜不驯、富于魅力、不敬权贵、自强不息、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到了有点傲慢的程度——而且，他几乎总是正确的。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他却声名狼藉。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出几个星期，他就受到来自政府机构的强大压力。他只得停止政治活动，随后很不愉快地离开了他40年来科学活动的基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到了大多数人考虑退休的年龄时，鲍林却失去了从事学术活动的场所，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流浪汉，在不同的学校之间漂泊谋生，直到最后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专门研究营养学和医学。到了70年代早期，由于大力宣传大剂量维生素C的作用，他再次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他宣称，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有助于减轻各种病症，从普通的伤风感冒到癌症。他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愤怒指责，而他以前的同事们不无担心地注视着鲍林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投入这种廉价营养辅助药品的研制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场荒唐无谓的征战。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鲍林在科学界的形象从科技精英变成了一个行为孤僻的怪人。
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人们对维生素C的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仍不十分清晰，却对鲍林几十年来宣传的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日益有力的支持。
传记说到底是一种诠释。在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力图以一种不偏不倚和“纯客观”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但我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有关材料实在庞杂，鲍林的生活历程是那样的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