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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象苏联那样一个迷信保密的封闭社会的领袖们来说，外界对他们国家进行监视这个概念是不堪设想的。“一种极权制度不能接受那种确实是合乎需要的监视……因为（它）只能在保密中存在下去，”总统在三人电视会见中这样直言不讳。后来，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认为，照相机确实正在成为我们最好的监视员。”他也许是指U－2飞机对古巴的空中监视。但公众也日益知道，尽管美国飞机不再侵犯苏联的领空，在高空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却监视着地球的每个角落。从外层空间进行观察犹如从公海上进行观察一样，是合法的。但是它要有效得多，而且使监视和保密的种种争议多少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使总统惊异的是，苏联谈判代表于1961年秋天同意把美国关于裁军的一项新的“原则声明”作为联合宣言，但是关于对保留的武器进行监视这一很童要的问题却不包括在内。这样，他们便接受了他们长期加以反对的若干问题。但是总统说：
“所有涉及原则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单靠原则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向苏联提出挑战，目的不是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是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地共同前进，直到确实取得全面彻底的裁军为止。……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核剑之下。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象恐龙一样，变得无法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人类也就会象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二、联合国
以上的讲话是引自1961年9月约翰·肯尼迪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当时正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是它十六年的历史中最为关键性的时刻。苏联对联合国在刚果维持和平的行动特别感到恼怒，它正在从财政方面慢慢地扼杀这个机构，破坏它的发展，它还坚持设三个秘书长而不是一个秘书长，每一个代表一个不同的集团（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每一个有权否决其他两个的决定。
这个通称为三驾马车（由三匹马并排拉着的一辆俄罗斯运货马车）的原则如果付诸实行，那末联合国就会永久瘫痪。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原则来是由于对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感到愤怒，指责“他乔装成一个中立人士……”。他在维也纳对肯尼迪总统说，只有中立国家，役有中立人士，并说刚果事件给苏联上了一课——联合国竟然能够干出损害个别国家利益的行为。他说，苏联并不谋求控制这个组织，但是也不希望美国来加以控制。他继续说，美国在联合国掌握着多数，可是时代是会变的。联合国不是一个议会，所以多数原则在那里是行不通的。有了三个秘书长，那就谁也不能奉行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了。
那时，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主席能做到撤换哈马舍尔德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反，哈马舍尔德正在一天天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意义。更有力量的工具。但是1961年9月18日星期一早晨，正当肯尼迪在科德角乘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时，他接到了一份令人悲痛的电报。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了。总统同秘书长并不十分熟悉，但是他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干。他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由于他的去世而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仅仅三天之前，肯尼迪曾暂定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时向该组织发表演说。这时，某些方面人士建议他等局势明朗以后再说。联合国的气氛是沮丧的、混乱的。苏联人坚持说，如果不设置三驾马车，他们甚至对推选一位代理秘书长也将行使否决权。刚果行动处于搁浅状态。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的滑稽动作，有时象在演马戏那样。此外，世界许多方面——关于柏林、核试验、东南亚、比塞大等等——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这时也给联合国的前途蒙上了疑云。
但是总统相信，联合国必定有前途。他希望自己能帮助重新燃起人们对它的希望。他把演说中用来吸引人注意的内容，诸如“人类的议事日程”或“世界人权法案”等统统删去，决定就联合国大会和全世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发表一篇强有力的讲话（他打破了人家告诉他的，通常发言以一小时为限的规定）：包括维护一个更强大的没有三驾马车的联合国、关于裁军和禁止核试验、关于外层空间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关于结束在西方以及在共产主义帝国中的殖民主义以及认清共产主义对柏林和东南亚和平的威胁等问题。他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努力的方向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并把这些内容包括在他的演说中。
几天以后，我们在海恩尼斯港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周末，把这篇演说写好又一再修改。我同总统一起在他的别墅里工作，通过电话讨论，最后又在他从科德角穿越浓雾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工作。因为总统座舱和客舱里都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我们便蹲在两舱之间没有人的通道里，边推敲边整理讲稿。他建议我们俩各自写个结尾部分，然后把两者的精华综合起来。在纽约，他把最后一份稿本朗读给腊斯克和联合国美国代表团听——这在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做法——然后当晚又作了最后的修订。
次晨，当他大步走上那间大厅的讲坛时，秘书长的席位空着，气氛似乎异常阴郁。总统平静地开始讲话：
我们是在一个悲痛和挑战的时刻开会的。哈马舍尔德去世了，但联合国继续存在。他的悲剧铭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但他为之牺牲的任务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居于首位……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逝世；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生命。……因为在（它的）发展中……寓有代替战争的真正的、唯一的办法，而诉诸战争不再是一个可采用的合理的办法了。……因此，让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使哈马舍尔德不致为此白白奔波和白白死去。让我们发出结束恐怖行为的呼吁。
总统说，联合国“既是衡量人类最慷慨的意图的尺度，又是实现这种意图的工具”。它需要予以加强，而不是受到藐视。
不管填补哈马舍尔德先生的空缺会有多大困难，这个空缺由一个人来担任总比由三个人来担任好。即使是三驾马车的三匹马，也并没有三个分道扬键的马车夫。
允许每一大国去裁决它自己的案件，那将使这个和平总部成为冷战的场所。……作为大国之一，我们拒绝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在自决的时代维持世界法律，比在大规模毁灭的时代走向世界战争，不知要好多少倍。
他回顾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提案，接着他以一种流露出不寻常感情的语调结束他的讲话道：
不管我们有时看来多么接近那个黑暗和末日的深渊，和平与自由的人们决不要灰心失望。因为他们并不孤立。……我们要么共同来拯救我们的星球，要么我们在它的火焰中同归于尽。我们能够拯救它，也必须拯救它，这样我们将永远赢得人类的感谢，同时作为和平的缔造者，也将永远得到上帝的保佑。
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不能说是总统这篇演说的功效。史蒂文森大使主要负责进行的巧妙的谈判，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总统在联合国的紧要关头给了它新的动力。三驾马车的原则被排斥了，吴丹被任命为代理秘书长，而且他的职务的完整性也得到了加强。尽管大会就印度占领果阿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尽管大会中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会员国（他们是没有参加宪章起草工作的新会员），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危险，联合国还是很有活力，而美国在其中的影响也颇有活力。苏联的倡议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反过来，我们的提议虽也遭到他们的反对，却常常仍能取胜。事实上，由于已经作出决定：把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列为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这样接纳中国的问题——在北京态度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但是，联合国的一个新危机——财政危机，几乎立即便出现了。为了缓和苏联、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拖欠对刚果和其他维持和平行动所应付的特别款项而造成的财政赤字，联合国决定发行一种临时应急的债券。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承购多达一亿美元的债券。他认识到，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笔贷款将由联合国会员国正规缴纳的款项中偿还，共产党国家对那笔款项也是按比例交纳的。如果由于联合国经济破产和分裂而在刚果这类地区造成真空，那么迟早肯定会导致大国的对抗，也就是说会迫使美国采取代价高昂得多的行动。
在总统对我国安全负主要责任的事务上，他并不认为联合国是个可以替代美国采取行动的组织。在他看来，即使联合国有力量承担起管辖权，也不能依赖小国和中立国家去解决重大的争端，因为这些国家总是竭力想避免战争，常常容易上苏联那过分简单化的宣传的当（例如使西柏林成为没有西方保护的“自由城市”，或者把古巴导弹基地同美国的海外军事设施等同起来）。大国自身的对抗必须由它们自己去解决。联合国在制止共产党的颠覆和渗透方面也做不了多少工作，它也不能强制实行有效的裁军，或是对重大的侵略行动提供它自身的军事遏制。
但是，总统说，联合国“主要是弱小国家的保护人，又是强国的安全阀门”。小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出气显然比它到别处去炸毁城市来出气要好。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决议所采取的行动远比大会上喧喧嚷嚷的吵架更有助于解决、限制或冷却小国之间的灌木林火式的战争，防止它们燃成大火。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非当事者的政府能象联合国这样安全、公正和有效地进行干预的。联合国在履行这个职能时——在西新几内亚、在也门、在刚果——肯尼迪愿意给予一切支持，包括军事运输在内。他希望（但不寄予过大的希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联合国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安全体系”。
第十六章 橄榄枝（2）
三、致力于空间计划
总统在1961年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要求在一个新的领域——外层空间——进行和平的合作。他说：“决不能让宇宙的寒冷地区成为更加寒冷的冷战的新战场。”在那年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都号召东西方合作“来创造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使人看到科学的恐怖。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吧。”
但是，苏联人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无意同大大落后于他们的美国空间计划——不是在科学研究的数量和种类上，而是在把大型运载工具发射入轨道的十分重要的能力上——进行合作。苏联人有较为强大的火箭推进器——在他们掌握小型氢弹的技术之前，原先是发展起来为了发射更为巨大的核弹头的——在1957年首先发射了一个宇宙卫星，接着又第一个把活的动物送入了空间轨道。尽管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一再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着手制定我国的空间计划方面却是迟缓和拖拉的，而共和党官员们还对俄国人所作的努力的意义大加嘲笑和表示怀疑。杜鲁门总统也砍掉了战后在德国科学家帮助下开始制定的初期美国空间计划。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运动中曾激烈抨击我国在空间探索上同苏联的差距。在他看来，这象征着国家在共和党的统治下缺乏首创精神、创造才能和活力。他确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领会到空间竞赛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响。在东西方竞相说服举棋未定的新国家应转向哪条道路，并指出未来将是什么浪潮的情况下，他担心苏联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有助于给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苏联在各方面无可争议地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方面一马当先。美国科学家可以一再重复说我们的空间研究所作出的较为扎实的贡献，是衡量我国实力的更为确切的标准，但对此美国和全世界都未给予充分的注意。
选举之后，以杰罗姆·威斯纳为首的一个第一流的负责交接工作的特别小组曾向肯尼迪提出警告说，美国在把人送入空间的竞赛中不可能取胜。有人表示担心，苏联对空间的垄断将给西方带来新的军事危险和不利。我们自己的火箭推进器适用于一切众所周知的军事目的，但谁也不能肯定它的未来的用途。而且，其他国家还认为苏联在空间领先意味着在导弹方面也领先。不管这个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