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6月11日的演说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总统亲自准备了一段时间的。它至少是以三年来他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的革命、三周来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F·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
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
他说，这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并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
这些问题在法庭上解决比在大街上解决要好，各级政府都需要新的法律。但是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主要面临着一个道义问题。这个问题象《圣经》那样古老，象美国宪法那样清楚。……现在是这个国家履行它的保证的时候了。……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面临着一场道义危机。它不能用警察的镇压行动去解决，不能让街头上日益增长的示威行动去解决，也不能用象征性的行动或言论使之平息下来。是行动的时候了。……凡是不采取行动的人就要招致耻辱和暴力行为。凡是勇敢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认识到正义和现实。
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总统曾经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个总统能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肯尼迪所承担的义务旨在保持我国社会秩序的结构——防止一个种族的不满情绪把那个结构分裂为二。不过这也激起了深刻的反感。在密西南比州杰克逊市，当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的讲话发出欢呼，认为它是第二次解放宣言之后几小时，他们中的一员，梅德加·埃弗斯，便遭到暗杀。第二天在国会山，南方的参议员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誓要扼杀一切民权立法。关于“地区重新开发”的例行扩充计划，本来估计能顺利通过，但是由于五十四个南方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它在众议院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了。共和党人公开地谈论，北方白人中的“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会将肯尼迪和他的民权法案一起打倒的。
但总统并不是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的。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证明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并不只是对黑人负责，而是要对国家负责。正如他前几个月一直认为的，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免展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一样，他现在则认为，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进行这一场尝试。他并不满足于一个法案和一篇演说，而是立即重行开始做一项艰苦实际的工作，即创造一种政治的、立法的和教育的气氛，这种气氛能使这项法案成为法律，能使这篇演说成为种族正义的新时代的标志。
肯尼迪民权法案
6月19日，肯尼迪总统送交给第八十八届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影响最深远的民权法案。这个法案把他已经采取的行政活动的模式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扩充。与这项法案同时发表的是一篇同他在6月11日发表的宣言同样强有力的咨文。它同次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只有微小的区别，但是它同前一个月我们与司法部首次讨论的法案则在好几方面有所不同。
在副总统的支持下，增设了“社团关系局”，来悄悄地同地方团体一起工作，以谋求进展。当最后决定要提出一项法案时，副总统也强烈支持总统在咨文中增加一些关于职业训练、职业教育和训练写作能力等的新的补充规划。在国会领袖们的建议下补充的一条是：广泛授权停止对任何实施种族歧视的计划或工作拨出联邦款项——这样，进行阻挠或不负责任的众议员就无法施展其惯用的伎俩，对于他们希望击败的计划提出非种族歧视的修正案来。通过剥夺自由裁决权，总统力图避免因白人违法而惩办黑人的结局。
除了早在2月间提出的那些特征以外，这项法案的两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就包括在我们的讨论内容里：
1。首先是禁止在对州际商业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服务行业的场所——包括旅馆、餐厅、娱乐场所和零售商店——实行种族歧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这种歧视特别成为黑人静坐、布置纠察线和示威的理由。象林肯的宣言把奴隶从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一样，这个提案被谴责为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是总统提醒国会，“财产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2。第二个基本规定是，授权可法部长，当受委屈的黑人学生或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办法或担心报复而不去抵制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时，可以主动取缔这种种族隔离。这项规定的实质相当于1957年参议员肯尼迪所支持的旧的“第三条”，但那一条在通过以前就从那年的法案中被删掉了。
总统收到了许多其他的提案，但是他期望的是通过一项法律而不是引起一场争端。这届国会和以后的几届国会可以修正和改进他的工作。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显然是合法、合理和必要的条款的约束的一揽子提案——因为他需要这项提案得到通过。
立法的基本策略同我们5月间讨论的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谋求的是一项混合法案，既包括新的提案，也包括2月提案，而不是几项分开的法案。要尽可能广泛地谋求两党共同来发起——结果，民主党人曼斯菲尔德提出了整套议案，同时又与共和党人德克森联合提出了去掉公共服务行业各节（共和党领袖反对这部分）的同一法案。总统曾经考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亲目发表这篇咨文，但是6月11旧的演说使这件事成为不必要了。他的目的是，在不妨碍优先通过减税法案的情况下，于那年通过这个法案。更快的经济增长会比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为黑人提供多得多的职业，而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对黑人的打击会比什么都大。总统说：“如果你连买一杯咖啡的一角钱也没有”，那末取得进入快餐室的权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劳工队伍中每七个十多岁的黑人青年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这是失望和不和的根源。总统的经济措施不能当作同种族危机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搁置一旁。
总统并不是单靠雄辩。他在6月10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很清楚，没有两党的大力支持，这样一项法案是两院中不论哪一院都不会通过的。”他使艾森豪威尔对情况始终了如指掌。艾森豪威尔对于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同情的但并不热情。总统同副总统一起，经常同两党的领袖进行磋商，一度单独同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和麦卡洛克一起磋商，向他们汇报了法案的必要性及其细节。鲍勃·肯尼迪和布克·马歇尔在国会山举行了一系列的情况介绍会，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除了极南部以外的众议员都应邀参加。“总统向每一批议员强调说，递交法案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但欢迎他们对其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法案印成最后文本之前，我和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同德克森和其他共和党人一起重新审阅了一遍。这位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接受了”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表现出了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总统需要的不仅是能有效地处理投票、公共服务行业、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联邦计划，以及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法案，而且也是使全国都会接受和服从的反映两党合作和举国一致的法案。这种想法是否可能，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得到考验。在众议员塞勒的主持下，审查这项法案的小组委员会里两党壁垒分明，它向司法委员会递交了一个得到民权团体坚决支持、看来似乎更强硬的扩大了的法案，可是实际上它包含了可能不符合宪法的条款，而且包含了造成混乱多于解决问题的苗子。南方的民主党人高兴地和北方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一起，给予这项法案更重的分量，它超出了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和众议院全体议员所能承担的程度。总统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以这一新的文本作为民主党的正式法案（这肯定会大大提高他在自由派和民权团体中的威信和影响），要么冒险作出全面努力重新建立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的两党一致。总统选择了后一条途径。
他认识到，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受到民权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支持新的法案文本，因此他同意政府将尽可能挑起重行提出一项两党合作的法案的担子。为此目的，司法部长出席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作证，说明有许多修改全是不能实施的，不符合宪法的或不受人欢迎的，只有两党联合提出的法案才能通过，而他概述的一项折衷方案则应由委员会予以通过。但这还不够。委员会全会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疑心共和党人会使他们蒙受损失，他们还受到公众的压力要他们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法案。为了争取他们支持折衷方案，总统不得不亲良进行干涉。在一系列的白宫会议上和电话中，他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折衷方案的一项保证，而且这项保证要持续到程序委员会和议会全体会议召开为止。
同时，在参议院，司法部长耐心地花了一天又一天的时间答复参议员欧文关于宪法方面的质询，一场真正的考验在全院会议的辩论中等待着。总统希望——不过从未抱有多大的信心——南方参议员中会出现一个“范登堡”式的人物，一个愿意同过去决裂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家。尽管大家痴心推测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可能会起这样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南方议员挺身而出，把历史的评价放在他的要长期从事的议员生涯之上。
总统知道，要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他的咨文讲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法案：
不会解决我们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它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
为了启发和鼓励这种公民，总统在副总统和司法部长的陪同下，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私人会议——争取一千六百多位全国性领导人物的合作和理解，其中包括教育家、律师、黑人领袖、南方领袖、妇女组织、企业团体、州长、市长、编辑以及其他人士，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有种族融合主义者，也有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不仅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这项法案的内容，还谈到了法案以外他们的责任。他既没有用金钱，也没有靠制裁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援助，但是他起到了总统的领导作用。
他敦促美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们采取行动。他们中有些人长期来口头上一直维护民权，可是却把黑人排除在许多行业工会之外，或者迫使他们加入实施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或年资制度，或者不给予他们必要的学徒训练。他敦促各种宗教的教士采取行动，深信他们会“认识到种族偏见和《圣经》之间的冲突”。有个教士问，种族通婚怎么样？总统排斥了这个通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回答道，“我现在讲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关于公共服务行业、公共教育和民众选举。”他敦促最负声誉的企业理事会采取行动（后来在一次闲谈中挖苦说，这个理事会的人员是美国总统来到时唯一不站起来的听众）。
这次全面的响应使肯尼迪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支持这项法案的公民“院外集团”——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所领导，由通常抱极端不同观点的社论作者所支持的——是规模巨大的、十分有力的。更惹人注目的是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们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全国的教士都受到鼓励，要他们对早在肯尼迪担任领导之前就存在的一项重大的道义争端采取有效行动。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