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此例一开，４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梁兴初差点被枪毙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２５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提高行军速度。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ＡＢ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为了路上的安全，应付意外事件，罗荣桓带了一部分部队同行。他们首先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了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４大队的第２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他们见面后，罗荣桓就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问。
罗荣桓接着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４大队驻地附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４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向你们表示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４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