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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冷水冲凉。开头几天洗得伤风了，十分难受。渐渐就锻炼出体能了，再怎么洗都不伤风了。但是，冬天却不行。想着要洗冷水澡，就已经浑身打寒战，一身鸡皮疙瘩。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那两个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时，被子总是潮呼呼的。尤其是垫在下面的那一床。为了晒被子，每当晴天的时候，我要找根结实的长绳，跑到楼下很远的一块马路边，利用树来拉绳子晒被子。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但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有一次，我等到发了工资，就用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每天骑车十分钟左右可到达单位。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的时候，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慢慢枯萎的时候，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感动。
简单的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在这个陌生而平民化的城市里，我在孤独和忙乱之中慢慢地过出了温馨的生活味道。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牌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牌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牌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而凄凉。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
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她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
最远的一次，我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常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了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稿子。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紧张得晚上做梦都是稿子、稿子、稿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雷总编在下稿子的时候，没有我的，这就意味着我这期剃了“光头”。我急得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醒了，残酷的梦境像真的一样，害得我再也睡不着了。
出差在外，无论是和作者还是和朋友聊天，三句不离稿子。都被别人笑话得职业病了。有次我回家，跟妹妹妹夫也说，如果老家发生了什么故事，马上就告诉我，我好回来采访。
我想，所谓的敬业，就是时刻想着工作吧！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明天可能就要努力找工作了。
对我来说，找作者不难，找线索不难，难的是去采访那些目中无人的名人。大凡名人都有些做派（这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歌星、影星。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是这种德行。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北京，冒着漫天大雪，找到音乐家蒋大为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先生聊得十分愉快。蒋大为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上发表后，蒋大为先生十分满意，又介绍我采访腾格儿，并把腾格儿的电话给了我。
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