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那是1995年的春天，一个孕育希望的季节。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1996年春节前几天，我一个人来到西安。去西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看一眼魂牵梦绕的兵马俑和著名的大雁塔。二是去见一见我仰慕以久的《女友》、《文友》和《当代青年》等杂志社是什么样子。为此，我特意托石川先生帮我从日本带回一只佳能傻瓜相机，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心疼了我好一阵子。
春节前，我刚好拿到年终奖，加上平时积攒下的钱，有一千五百元的积蓄了。我想，够走一趟西安了吧！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二十五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二十六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我在车上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的，一个练田径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小伙”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奋，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我们再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十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二十五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花两块钱，坐了一辆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招待所。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地方。一问，人家招待所都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住也可以，但没热水。我懵了，没热水怎么住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依然如此。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我想了一会儿，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了。很容易找到一家书摊，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我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西安灰暗的天空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明媚起来。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这里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五十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十五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了。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亲切的优良品质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当我第二天上午去《当代青年》向王老师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他立即就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有时间，陪我一起去一趟咸阳。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八点车站见。
我一下子喜出望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对西安及西安人的好感由此而生。我想，冥冥中一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明暗暗保佑着我吧！
可是，这天夜里居然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和张占民老师在车站见面之后，坐上了开往咸阳的客车。咸阳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咸阳。张占民老师是个精神矍铄、开朗睿智的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让张老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制做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张老师便带我去看兵马俑了。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初看的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咸阳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咸阳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在西安那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大雁塔，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见到了我崇拜已久的《文友》主编周德东。本来，我还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易虹竟然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我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现在，周德东在北京办着一本《格言》杂志，每期都给我寄。我们像哥们一样，时常在电话中聊天，对彼此命运的转变而唏嘘不已。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四百多。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