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捧得更牢。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以往，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上海人担任的。到我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当上小头目，我又惊喜又惶恐，生怕辜负了头头们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恳恳，带着刚刚招聘来的一批宁夏女孩，手把手教她们穿针引线，调整针距以及最基础的直线缝纫技巧。这些脸蛋被高原的紫外线烤得像涂了胭脂的宁夏女孩似乎被当初的我还要笨拙，刚刚初中毕业的她们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条简单的直线，她们之中有的人居然学了一个星期还缝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为例假来了肚子痛，就要请假休息。稍一训斥，她们便眼泪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刚来厂里时，被潘师傅百般嘲讽，想到自己当时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对这批宁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导起来，我时常对她们灌输“笨鸟先飞”的道理。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指导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们都听不懂日语，但是，他在缝纫机上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心领神会。石川特意关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细心，不要给她们的心理上增加难度。这样，她们学起来才会有积极性。”话是通过翻译钱先生转达的，我对这个善良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一个月后，我带领的这支缝纫小分队开始进行正常的流水作业。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我对自己的小组充满信心，我更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
一次，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其他小组都没敢接，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然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十一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十一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二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小组里有个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给我们讲了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虫都被惊飞了，缝纫机重又响了起来，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响在黑夜里。
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大都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工一族，才变得多姿多彩，丰富美丽的。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惟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好像整个厂里就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至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就在这年冬天，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
二车间有个女工，叫陈花娇，二十八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六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冬季的泥水活并不多，因此花娇的丈夫准备早点回家过年，他要妻子花娇跟他一块回去。花娇说，厂里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丈夫很固执，坚持要花娇跟他一起走，火车票都买好了。花娇只好去跟厂里请假，车间主任不准。花娇无奈，只好去退了一张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恼火，临走怨恨地对花娇说：“你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去了。”谁知，这气句话竟成谶语。
花娇的丈夫走了之后，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小小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二十八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六岁的小女儿和六十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