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滔滔江水带不走我的忧伤。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家里不断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荆山闹得沸沸扬扬，继父逢人便说我的不孝，母亲则泪水涟涟、长吁短叹。她抑郁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直到我离家一个月之后，她才去医院摘掉了那根挂在她腹部的胆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们总算没去大川家吵闹，只是一遍遍写信要钱还债。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川。他当时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个月给自己家寄点钱的，我家的催款信来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每月从伙食费里再挤出一份，给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时候，家里又来信了，要钱还高利贷，连本带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无泪。债务沉沉，何时才能还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别担心，有我呢！”我还是想哭，为他的话。
大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十一”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那个月，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白水面条和馒头，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欢吃面食的，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
好容易挨到11月份，大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汤喝得干干净净。后来打来饭菜，大川总要先把菜一分为二，因为我跟他说我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对半分。米饭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嚼得很香，像是品位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天渐渐冷下来了，找不到工作，闲不住的我又开始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后委托大川帮我到月浦镇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么是退稿，要么杳无音讯。给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诗歌编辑孙悦不厌其烦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励。孙编辑不客气地说我的诗歌写得肤浅而幼稚，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大受打击，从此轻易不再写诗歌了。我把所有情绪全都倾泻在了日记中。
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老家，像我这样快20岁还不会骑车是很罕见的。不是我笨，而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大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个无微不至的兄长，细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那是大川托人帮我找到的，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大川送我来饭店的时候，一个劲叮嘱我：“帮人干活，小心着点，如果有什么委屈，就去找我。”
说罢，他骑上车就走。我的心里涌动着感激的潮水——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啊，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开始工作了，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我对着天空长舒一口气：上海啊，我像一枚针一样，终于在你的领地上扎下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板阿亮的吩咐，5点钟起床，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月浦镇的一家面店买30斤挂面。30斤面条压得我的自行车直晃荡，我上了两回自行车，两回都掉了下来。我泄气了，干脆推着车回去。没料到，一回饭店，迎面就见老板大发雷霆，因为我回来迟了，影响到店里做早餐生意。我颤颤惊惊地将面条搬进厨房，另一个服务员红妹刚刚从宿舍里拎着开水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我没敢吭声，我必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要努力表现我除了不太会骑自行车之外，我心灵手巧，并不笨拙。那时已是凉意袭人的十一月，但我已经汗流浃背。一半是走路热出来的，一半是老板骂出来的。
有民工来吃早餐了，老板站在灶台边教我如何下面条，教我放味精和盐，叫我如何根据民工的口味需要，放不同的浇头。一个早晨过去，我已经学会有条不紊地同时下好几碗面条了，老板的面容多少和缓了些。到了上午九点，基本上没人来吃早餐了，我们才自己下一碗面条。老板娘吃大排面，老板吃三鲜面，红妹也吃大排面，而我，什么浇头都没敢放，就夹了一筷子咸菜。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牢牢地记着。
吃完早餐，就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了。已经在这家饭店做了两年的红妹只干切菜配菜的活。剩下的择菜、洗菜、传菜、洗碗等都是我的活。老板娘是主厨，老板是账房先生兼招呼客人。其它菜都好洗，惟有肥肠，让我恶心不已。老板教我，先用盐巴使劲搓洗一遍肥肠，然后再一根根反过来清洗，并把里面的息肉刮掉。然后再放在锅里用开水灼一下，开水煮过的肥肠臭气熏天，头发和衣服上都占满那些挥之不去的怪味。但我还得嗅着那些恶心的气味将肥肠从锅里倒出来，再一根根清洗一番……做过两次之后，我也习惯了这种味道，一个在餐馆做服务员的，还能讲究什么呢？
我们的中餐是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的，我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早上那碗面条早在脚不点地的穿梭中消耗掉了。老板娘炒了一盘咸菜肉丝，一盘青菜，一碗丝瓜蛋汤，这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中餐。我很少去夹那些菜，既觉得不好意思，又觉得菜太少了，大家不够吃。我只能多吃饭。没想到，当我去厨房盛出第二碗饭的时候，老板娘发话了：“小赵，你的饭量不小啊！”我一怔，脸立马就红了。在家里，我就着咸菜也要吃三大碗米饭的，那时干着体力活。到了上海后，大川每次都给打四两米饭，我都吃掉了。
我和着眼泪，默默地扒拉下了那碗白饭。从那之后，我在老板的店里每顿只吃一碗米饭。有时干活实在没力气的时候，我就使劲喝水，可是喝多了又要上厕所，而公共厕所又有点远，次数多了，老板以为我在磨洋工，脸色也不好看。我只好连水也不敢多喝了，饿就饿吧！反正不会饿出人命来。
晚上，当我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往往已经是10点多钟了。当我回到和红妹合住的宿舍时，睡觉都懒得翻身，站了一天的腿脚酸痛不已，手指被洗洁精浸泡得发白，指节肿大。可想到月底就能拿到80元现钱，心情马上舒畅起来。这些苦累和在山上砸石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月做满了，我终于拿到盼望以久的第一份工资。因我洗碗时打碎了一只杯子，老板扣掉了5元钱，剩下的钱，我到月浦镇上的邮局给家里汇去70元，我还在汇款留言里自豪地写下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挣的上海人的。生活仿佛向我绽开了久违的笑脸。虽是严冬，我却觉得有种春风拂面的惬意。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回家，我在老板的店里加班。因为附近的工地上有民工们在干活，老板的小饭店基本上就是靠这些工人支撑着的。
大年初一老板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镇给家里寄了点钱。到处是彩灯鞭炮，衣着光鲜的人群。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湿起来。一个人，对家再怨恨，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刻，还是会无法遏止地思念和牵挂它。家，就是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能顺着脚印找回去的地方。家，就是一颗心无论飘多远，都会留恋地张望的地方……
大年初一是我生日，我给自己买了一本崭新的日记本和一叠方格稿纸作为礼物。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但是，这个不仅惟利是图而且色胆包天的家伙竟然发展到对我动手动脚的地步，我再也无法忍耐了。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那个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条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大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焦急起来，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的领导行政科的陈科长说，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我直接来到厂长办公室，找潘祥芬副厂长。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缝纫，会踩缝纫机。我说我还学过缝纫绣花。潘厂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有种满意的表情。果然，她当场就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布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