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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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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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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