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在是如实道来的时候了。我本想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但到了晚上，我突然不舒服，完全没胃口，一整天粒米未沾。干完活回来，我倒在炕上，实在懒得动弹。我想那就拖到明天再跟他说吧。反正余生既定，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了。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对周说我准备嫁给他，忽然来了一封电报。是父亲打来的，电文寥寥五个字：母重病，速回。
我从严的手中拿到这份电报。严作为指导员，每人的电报总是他第一个拆来看。我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也轮到我体探亲假了，可他说不行。团里刚发了通知，麦收开始，除非知青的父母病危，否则一律不准请假。
既如此，我别无他法，只得星夜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结果他们并不需要，3天后，我的信显然还没到他们手中，又一封电报飞来，还是父亲的名义，不过电文改成：母病危，速回。
这下严说领导会研究一下我的请求，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研究一下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不知父母出的是什么招儿。母亲真的病了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我又喜又怕，心里直恨父亲为什么不在电报里给我一点暗示。当然我不怪他，那些年，谁不知道电报是“公开的秘密”。
又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严，这次他说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正在这时，又一份电报接踵而来，我注意到严的脸色突然一变，过了一会，他把电报递给我，仍是出自父亲之手，这次赫然写着：母亡，速回。
很快村里人人都听说了我的不幸，个个都来安慰我，这使我大窘。我不知自己是否应当受到此类同情，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然我不能笑，但我也哭不出来。若事实是我欺骗了这些好心人，我会感到难过；若事实是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会更加难过。最好是避开众人，赶紧走。于是我紧着打点行装，方、丽雅和老宋一起帮我的忙。
当晚周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那也在十几公里外。我们得穿过大片沼泽，风刮得正紧，草甸子上的高茅草伏倒又挣扎着站起，远处传来狼嗥。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也忽明忽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年过去了。那梦想当英雄的女孩已不复存在，而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青年正从战场上落荒而逃，这场征战如今在她看来败局已定，并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梦想幻灭，她的内心一片空虚。明晚后晚的月亮在异地他乡是为她熠熠生辉呢，还是为她黯然失色？她和她的恋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共婢娟？
火车开动前，周跟我说我应该尽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想办法调我回城。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所以他会在这儿等我3年。如果这段时间我办不成，随时都可以回来，他会娶我。即使这里的领导把我批得狗血喷头，他不在乎。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一张10元钱的票子塞在我手里，嘱我多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又一个十几公里的沼泽在等着他一步步往回走，这次他是孤身一人。
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