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北大荒的故事不是什么秘密，村里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1968年秋天，上海第一次送知青到北大荒。北疆的生活激发了丽雅和方的无穷想象，她们双双报了名。几天后，方接到了批准的通知，而丽雅没通过政审：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到边疆工作政治上不够可靠。
得知这个消息，丽雅搬出了父母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声称和他们划清界线。但这还不行，后来她又写了大字报公开谴责她的家庭，到了这个分上还是没得到批准。方和其他人离开上海的那天，丽雅到火车站送他们。她溜上火车，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呆了四日三夜，车到虎林站时，她走了出来，呈上一份血书，发誓扎根北大荒。领导被感动了，终于让她留了下来。
4年过去了，丽雅前途渺茫。其他知青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回城，而丽雅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离开上海前的举动令她父母大失颜面，现在她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回过头去求他们呢？再说，即使他们愿意帮忙，也苦于力不从心。
结果，丽雅在凉水泉呆了整整10年。她是1979年和最后一批知青一起返沪的。后来她老觉得腰酸背疼，不知道患上了癌症。再后来她动了几次手术，吃了很多苦头，终在1993年永远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去北大荒名副其实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一个朋友老宋面临不同的难题。她那年已经26岁，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知青，比方、丽雅和我都大4岁。村民背后开始叫她老姑娘。她在北京的父母对她的终身大事愁得要死，但老宋对我们说，她绝不在北大荒嫁人。老姑娘就老姑娘，她不在乎。
事实上，方、丽雅、老宋和我，我们四人在一起发过誓，只要人还在北大荒，就决不言婚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说这番话时的情景：那是8月末一个晴朗的下午，早些时候一阵暴雨洗刷了大地，整个天空一尘不染。我们四人手拉手走出村，路边野花成行，收割过的麦地绿茵茵的，一望无际。南风乍起，温暖而湿润，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吹乱了我们的短发，我们一路走到小南山。
在路上我们畅谈未来，扬言不结婚，4个人终身做最好的朋友。只要不结婚，我们就可以每两年享受24天的探亲假，其余的时间我们拼命攒钱，制定计划，盼望下一轮休假。一年又一年，到我们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说好一齐去见上帝。
正说着，一道彩虹梦幻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好兆头！飞越天际的七色桥，你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即使我们时运多艰，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些欢乐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想想：如果我们还能活40年，那么就有20次的探亲假，总共有480天哩。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我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即使剩下的日子得累死累活，也不算太坏。不管怎么说，这儿有彩虹，有我最贴心的朋友。这种生活也许值得过下去，谁知道？
小南山就在眼前，它使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位军官对我们训的一番话。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知青做梦都想离开北大荒，偏不让你们走！只要你们活一天，就是三连的人，你们死了，也是小南山的鬼！你们别想再回城，记着我的话吧！”他的话在我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对我们似有一种无名之恨，为什么？想到这些话，我决定不能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应验。我不能这就自杀了，因为我不想做小南山的鬼！
老宋和我的友情却是在非常情况下一夜之间发生的。有一天已经半夜了，我一个人在猪号干活，宋跑来找我。我吃了一惊，因为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她家在远郊的门头沟。这会儿她走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大声冲我说：“嘿！杨瑞！你的日记真棒！我特喜欢！每句话都是从我心窝掏出来的！我说不出来，你帮我说出来了！你表达得好极了！真没话说！”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
“什么什么？我的日记？你在说什么呀？”
这下轮到宋迷惑不解了。
“你到这会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告诉你吧，村里至少有50个人已经看了你的日记，其他人明后天也会看到的。”
“这怎么可能？日记在我枕头下面。我昨晚还见来着。”“我说，你这么这么天真？严指导员那儿也有一份你的日记。就在刚才，他还在动员知青批判你。明天要开大会，你最好先做点儿思想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老宋也是严要动员的人之一，所以她在头天就听严读了我的日记。我想她大概受毒不浅，于是才跑来通风报信，告诉我一切她所知道的消息。
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一个跟我同院长大，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的女孩子，会乘我在猪场干活时偷看了我的日记。看了也罢，她还把我给告了。于是严也看了我的日记，他看完后，还叫高抄了一部分下来。今天召开班排干部会，把我的日记读给这些人听。这些人大都也是知青，老宋是其中之一。老宋说，严读完我的日记后，全场静默良久，很多人若有所思。老宋说她本人被我的日记搅得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定，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半夜，她一骨碌从床上跳下，跑到猪号来找我。
听了她的话，我不免东想西想起来。我当然有所警惕，知道自己又惹下麻烦了。同时我极为感激老宋，患难见真情，我真高兴又寻到一个知己。接着我开始气恼，恨自已被人愚弄。看这些人在我背后，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哪天他们在背后把我脖子抹了，我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呢！
我更憎恨高的行为。她不但未经我同意偷看我的日记，还为了讨好领导把我给卖了！她怎么这么卑劣？背后捅我一刀。为什么？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严指导员也够可恶的，他怎么能鼓励知青做这号事！还动员大家批判我！他应该批判高才对！教训她一下什么是做人应有的诚实和礼貌。现在倒好，他就因我这本该死的日记判我有罪，我连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老实认错儿反省。一切都颠倒了。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老宋走后，我又把整件事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高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的日记中没什么真扯得上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开始是一个革命英雄的日记，到后来我觉得呆在这儿没前途，希望能离开，如此而已。更何况这些话我也并未直说，全是用的隐喻。我其实只把当时聚集在我脑子里一连串的左道旁门和不吐不快的想法，选了百分之十最不具危险性的放在了日记里。
唯一的解释是高想在她上大学的道路上搬掉我这块绊脚石。她知道我在这儿的贫农中间小有威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怜她，而不是恨她。她比我还傻，她于嘛不和袁过不去？她才是赵的心腹党员们的红人儿。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难道她看不出连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仅仅几个月前，虎林县弄出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间，这个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搜查了一遍，天知道多少贫下中农受了牵连。单在我们村，就有十好几个人被捕，我的朋友花儿和她母亲季大娘都不幸卷入其中。她们的罪行是用针刺毛主席的脸和身体。而她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毛主席像铺天盖地，报纸上天天都登。村里人用旧报纸糊墙，而女人们又爱在墙纸上临时插一插针。谁一不小心把针插错了位置，便大祸临头，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