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那就太惨了，我无路可行。父母无权无势，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农村，连“因退”的借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们的言论是错的，毕竞他们是些小市民，以前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我何必太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还是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巴。
几天后我去探望父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给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励，虽然没什么新鲜内容，听来颇像报纸的社论：“坚持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别犹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听到的。
那时我父母双双下放在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们也一样生活在深山古洞里。地图上这地儿离北京不算远，但我先得搭7小时的长途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母亲的变化更大。过去人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小10岁，她本身段苗条，烫一头卷发，脸颊红润，考究的衣着，配上精心挑选的饰物挂件……现在这一切都去影无踪。3年时间，母亲变得像一个十足的“黄脸婆”，45岁的年纪，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脸肿肿的，嘴唇发紫……我见母亲这般模样着实大吃一惊。
“究竟什么事使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问，但我若真个动问，母亲一定不高兴。我只好东猜西猜：因为高血压，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开刀，割了一个瘤于，听说她还崴了脚……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尚未诊断出来？村里又没有医生，她恐怕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活。但依她要强的性格，这些她都不会承认的。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诸事都艰难。
搬家以及维持一家三地的日用开支，母亲卖了她的几件首饰。最后连镶有钻石的结婚戒子也卖了。二姨知道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我，“文革”来临时，二姨为她保管这些东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卖了100元，“简直像抢一样。”二姨看不过眼，愤愤地说。但母亲还是把它卖了，因为她刚接到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亲在回信中没有提过戒指的事，但她详细描述了买这件大衣的壮举。头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她便搭头班车去东四的人民商场。母亲到商场门口刚6点，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母亲暗自叨念，希望商店那天有几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边排队的人都是买其它东西的。1968年，几十万北京知青奔赴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极其寒冷，一时间，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结果羊皮大衣脱销，在北京所有商店里都难觅踪影。
7点后，等的人越来越多，队开始乱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大门前胸贴着背。8点整，门开了，母亲跟在别人后边一直朝店里跑，来到出售大衣的柜台。她一眼看到柜台后挂着几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亲急奔过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双臂紧紧抱着。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搂住一件，他们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抱着一件大衣，仿佛抱着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他们心爱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付了钱，大概85元，像刚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凯旋的将军。
如果母亲1968年时是为我操心，后来她对小炼和小跃则更加牵肠挂肚。但是她和父亲“学习”的五七于校规矩森严：除非奔家人的丧事，任何人不得离开村里。1970年母亲甚至没机会在她父亲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
我从村里回来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听她数落母亲：“她怎么这么没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欢她，把她当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最贵的中西女子中学，又送她上全国最好的燕京大学。你外公1949年没跟公司迁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亲一句话，说他应该留下来。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搬来北京，就想离她近一点。到了他临终前，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拍了一个、两个、三个电报，可她总也不露面！她难道要和我们划清界线，因为她是党员，我们是资产阶级？你外公真是死不瞑目……”
外祖母边说边掉泪，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我向她解释于校的纪律，但她根本无法理解，我只得静静地听下去。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非常孤独，我很同情她。可是我与她略有芥蒂，因为20年前她让奶奶辞退二姨，用一个她们从上海请来的职业保姆带我。对此二姨和我一直都耿耿于怀。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了，我这才彻底原谅了她。
奶奶才真是我的救星！就是凭她的一句话，二姨才得以留下来带我，而上海保姆则被辞退。这会儿，我听父亲说奶奶还活着，就住在原来的地方，我答应父亲我会在回东北前去看望奶奶，父亲也一样不能请假探亲。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奶奶，自从“文革”爆发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二姨听说我要去看奶奶便难掩兴奋，她马上忙碌起来，做了荷叶蒸肉和三杯鸡，这些都是奶奶爱吃的菜。她又买了点心和水果，“快去吧！下午就去，代我问奶奶好！”二姨对奶奶向无二心，政治运动也不能改变她的立场。她把东西一样样包好，放入篮里，几乎把我推着出门。一小时后，我站在奶奶家四合院的大门前。
灰色砖墙仁立如昨，门牌号码依然如故，我将大木门从中间推开，吱吱作响的声音唤起我遥远的记忆。但当我一走进院子，眼前所见与我的记忆别如天壤。
第一进院子现在拥挤不堪，三户人家瓜分了面对面的两排平房，煤炉、脸盆、尿布……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大人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是一个擅自闯入的陌生人。
第二进院子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花园，现在却满目芜杂。白色的丁香树和迎春花早被连根拔起，奶奶的芍药和姑姑的玫瑰也了无痕迹。取代花草的是些简易棚，用残缺不全的砖瓦和油毛毡拼搭起来，也不知是厨房还是储物间。
有一个五口之家住在奶奶的房间里，“原先住在这儿的老太太，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我刚想启问，但看到这些人对我敌视的眼神，硬是将话咽了回去。最好还是别惹这些革命群众，我一踏进这个院子，就回到了一个大资本家孙女的身分，顿时比人矮了半截。也许这就是5年来我不愿涉足这座院子的原因？我一壁想着，一壁垂下眼睛，绕过他们，去敲姑姑的门。
姑姑打开门，一脸惊恐，也许我敲门敲得急了。弄清楚只有我一个人，她这才舒了口气，引我进屋。等我坐下后，才发现在这间屋里根本无法交谈，这个房间原先与奶奶的卧室毗邻，中间的隔断墙是一件工艺品，许多处故意镂空了，比一层纸强不了多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教隔壁人家听个真切。
所以我只简单说我回来看奶奶，不知她在哪里。听罢，姑姑站起来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原先的大餐厅北头，这儿原来还有一间储藏室。一路上姑姑告诉我：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奶奶这5年来一直卧床不起。我们到了门口，姑姑帮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她将门轻轻带上，离开了。
起先，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点摇曳的烛光，我这才意识到这间屋又没窗，又没灯。待眼睛稍稍适应了昏暗之后，我看到了奶奶。半躺半坐地倚着些枕头，她看着我，我们对视着，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么熟悉的、属于她的微笑！
“奶奶！”
“小瑞，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今天来。”
“奶奶，你好吗？”
“好，好，我挺好。”
但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教我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屋子又窄又小，中间放着一个黑炉子，火炉的烟筒应该在春季到来时就挪走的，现在夏季都快过完了，烟筒还留在那儿。看着这只不起作用的炉子，我突然感到一阵透心的寒意，这间屋子即便是8月，也是湿冷湿冷的。屋里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奶奶的床边放着一只夜壶，白天没人来清理，姑姑要上班。靠近奶奶床头的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还有几只馒头，这就是她的伙食了，把冷馒头在蜡烛的火上烤一烤，吃下去，没有蔬菜，没有汤，连茶水都没有。
原来这5年来，他们把我亲爱的奶奶扔在这样的风洞里！活活地把她埋起来，不见天日，不分寒暑。她因病卧床，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父亲和叔叔都不能来：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他们两人谁也不能获准离开。谢天谢地，还有姑姑在，但她是医生，邻居们都虎视眈眈，她只能一天来一两次。而我呢？我可以来，我应该来！我只是忙于干革命，忘了还有个奶奶！这么些年，我居然一直不知她的悲惨处境！
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小瑞，你听我说，我这儿什么都有，你别难为自己。你看，这是《人民日报》，我每天都看报。还有这本地图册，剩下的时间看看地图，特别是这张——湖南——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