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来，一身鸡皮疙瘩。“真恶心！那怎么办？太可怕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臭家属”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别怕！别怕！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弄干净就是了，有办法的！”她们来到宿舍，把我们的衣服和被单都拿回自己家，在大锅里用沸水煮了又煮。从此我们学会用大铁盆在众目睽睽的宿舍中轮流洗澡，这也没什么，犯不着害羞。在村里，要想洗澡，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入乡随俗”，我发现北大荒的民俗和北京的真真不一样。比方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客套。你到一户正吃着晚饭的人家中，他们若邀你一块儿吃，你最好就坐下，抄一双筷子，二话不说，吃。而已要放开肚子吃，让男女主人知道你不跟他们见外，而且喜欢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知道的方法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样他们才高兴。
在北京，那是另外一番规矩：如果我到什么人家中，他们正在用餐，我应该道歉，尽快离开。如果我事先接到邀请，那当然可以坐下吃，但在赞扬菜肴的同时，我必须吃得很有分寸。切不可像俄狼一样大嚼大咽，不可将筷子伸过桌子另一边夹菜，不可吃完任何碗碟中的最后一点菜肴……这些在北京的好习惯到了这儿全行不通。
除了吃饭，还有喝酒，喝白酒。如果村里人给我喝酒，我最好别拒绝。当地人几乎个个善饮，喝酒是哥儿们义气的标志，表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不过若知青不会喝酒，村民也不勉强，白酒在农场是奢侈品，一块钱一瓶，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好东西给糟蹋了。
其实知青也不等村民劝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青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气候的原因，这里半年时间极其寒冷，余下时间则潮湿不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农场生活到底不比家中。只是开始几年谁也不想承认，人人都说喜欢北大荒，要在这儿扎根。
白酒不能空腹喝，中国人喝酒时吃很多菜。在这个地区，最好的佐酒菜肴是狗肉。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狗肉，而在农场，因为没有其它肉供应，村民们只能宰自己的狗来吃。他们请我尝尝时，我没有稍加迟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大蒜，大口大口吃将起来。往下吞的还有白酒，三杯，四杯。干了干了！酒肉可真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几个月时间不沾半点荤腥，只吃蒸馒头和见不到油花儿的水煮萝卜，如果有人给我吃耗子肉，没准我也吃得很香。
就这样农场里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变着我。像花儿和当地女孩一样，我说话山响，笑起来没遮没拦，想唱歌就吼它一嗓子。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每天我们和太阳一同醒来，在地里挥汗劳作，风吹日晒使我们体魄健壮，漫天的雨雪和飞扬的尘土都挡不住我们劳动的步伐，甚至蚊子也都不在话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村里的文化生活贫乏，其他知青也有同感。
尤其到了冬日降临时，昼短夜长，下午4点以后，天就黑了，户外滴水成冰。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乒乓球桌，连棋和扑克牌都没有。有的只是马拉松式的政治学习，晚饭后无所事事，当地人家为了省油，早早就吹灯睡觉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当地贫下中农对我们亲如一家，也许我们可以在晚上表演几段节目来回报他们？”这个主意不错。在北京时我们多少都学了些歌舞，会唱几段革命现代戏。我们决定把节目串起来向村民们做个汇报演出。
文艺晚会成了凉水泉一件空前的大事。演出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将大食堂挤得水泄不通。几个拖拉机手头天早晨开车去场部借来了发电机，在大食堂架起了照明的电灯。许多村民提前一小时就搬了小板凳来，为的是占一个好座儿。
可以想象我们的演出相当蹩脚，有人忘了台词，在台上抓耳挠腮，也有人演到半中间忍俊不禁。逢到这时，台下的观众也一同爆发出善意的哄堂大笑，没人会向老戏迷那样喝倒彩，我们的观众对我们全情支持。孩子们的眼睛睁得滴溜圆，老人和妇女紧张得嘴都合不拢。每一段表演结束后，大伙儿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1943年搬上山村舞台的《傲慢与偏见》。现在我才理解他说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的意思。尽管距他演出的年代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新中国成立了，开展过许多场运动，但是这里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文化沙漠里。他们中很多人直到今天晚上才第一次看到真人现场表演。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改变现状，也许我们也能排一出戏？当然不能排《傲慢与偏见》，要排一出革命的剧目。
我们再聚在一起时，我建议我们排演话剧《年青的一代》，演话剧可比演节目复杂多了，但我的知青伙伴都赞同，于是我们着手挑选演员。
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叫肖继业，他志愿来到遥远的边疆勘探矿藏。在一次事故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队友，一条腿受了重伤，医生要对他进行截肢手术。当然，英雄人物的肢体怎么能残缺不全呢，最后医生想尽办法保住了他的腿，使他重返边疆。
这个角色，人人都觉得应该由周来担任。周是北京来的知青，长得一表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热心而有激情，总是乐意帮助别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肖继业的化身。他来演肖继业再合适不过了。
这出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林育生。他是大学的高班学生，和主角形成对比，他怕边疆的艰苦，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当然他转变了思想，因为他后来得知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最后他也志愿去了边疆。
我们认定这一角色最理想的人选是文，一零一中的高材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文本人架一副白框眼镜，看上去颇有书生气。但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有书生气并不是恭维话，这等于说这个人软弱、犹豫、不中用。所以当我们提出由文演这个角色，引得他老大不高兴，“为什么要我来演？在你们心目中我像他么？”他抗议地反问。但是他那些一零一中的哥儿们都为他中选而兴奋，他们最终说服他接受下来。（8个一零一中的男同学住一间房，他们自称“8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个剧中的女主角也很关键。她叫林岚，是林育生的妹妹，一个热情奔放的革命青年。这个角色我有意让花儿来演，但一开始这个主意遭到一些北京青年的质疑。
“什么？让花儿演？你觉得她能成么？她初小都没读完，能记得住那么多的台词吗？”
他们说得不错，花儿12岁她父母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弟。村里好多女孩有类似的经历，反正不管男孩女孩，很少有读完小学六年级的。离村最近的一所初中在十几公里之外。但我相信花儿能演好这一角色。花儿嘴上不说，我知道她心里别提有多想参加我们的演出。
花儿爱唱爱跳，过去她老在地里模仿不同的人物逗我们乐，一会儿学我们都熟悉的她爷爷的咳嗽，一会儿又学头天隔着打谷场和人骂架的一个肝火甚旺的“臭家属”的腔调。我总觉得她聪明，善于观察，是天生的演员坯子，只是没被发现罢了。
如今有这样天份的女孩该模仿港台歌星挣大钱了。而在1968年，花儿为能在我们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兴奋不已，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为能让花儿出演，争辩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结合贫农，所以我们的演员阵容里至少要结合进他们中的一位。我还答应亲自辅导花儿。
我于是帮花儿熟悉台词，然后是彩排，接下来就要正式献演了。这是村里的又一桩大事。但开演以后，周和文尽在那儿呆板地背了台词，戏演得了无生气，我在台下于着急。
轮到花儿出场了。她一走上舞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林岚，像一阵春风，一阵急雨。她冲上舞台跑过去质问林育生：“哥哥！你知道吗？肖继业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花儿的嗓音变了，大滴的眼泪涌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她感动，其他男女演员顿时进入了角色，激情从他们胸中奔涌而出，挥洒自如，即使在我挑剔的眼光看来，话剧演得也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说花儿功不可没，她简直浑身都是戏。
花儿的成功对我来说意味深长。不是因为我对她的判断胜人一筹，而是我为全体知青感到骄傲，我们的牺牲是有回报的。过去我虽然也是自愿来农场，却总认为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真是大谬不然！我很高兴证实我原先的看法是错的。
从那一天起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花儿能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经过4年科班训练，她会出落成舞台或银幕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决定教她语文，从教她背一些我记得起来的唐诗开始。
凉水泉的聪明孩子不止花儿一个，另一位老唐夫妇的独生子小唐也是聪明过人。村民告诉我，在小唐4岁时，有一天他父母把他反锁在家，出门下地去了。这种做法在农村很普遍，不像城里的单位，农村没有托儿所。话说这天小唐找到一盒火柴，擦着了火，引燃了棉被，黑烟从炕上腾升起来，很快充满了房间。他想往外逃，可是铁将军把门，他叫救命，没人答应，谁也听不见双层密封窗里的动静。
但小男孩没有慌张，他跑进厨房，在炉子边找到一根拨火棒，然后跑回房间，爬上炕，打碎了一扇窗，又打碎另一扇窗。他这么做与他父母平日的反复告戒背道而驰，于是他逃过一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村里人讲完这件事后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4年后，同样的灾难发生在老王夫妇的两个男孩身上，两个孩子都窒息而死，一个5岁，一个3岁，我们目睹了这场悲剧。这时小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他有时会和其他孩子来我们宿舍玩智力游戏。
“树上有7只鸟，猎人举枪打死1只，树上还剩几只鸟？”
“6只！”“5只！”孩子们七嘴八舌，小唐看看我，会意一笑，好像说他知道其中有诈，然后大声宣布：“一只鸟都没有了！”他当然答对了。
我也有些恶作剧的谜语，比方说：远看像个灯笼，近看尽是窟窿。村里没人猜得出，甚至知青也没人能猜对。小唐一听，立刻就说：“哦？不就是个破灯笼么？把它扔了得了。”人人都笑了起来，恍然大悟。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早慧的男孩刮目相看。
后来发生的事却令我大失所望：小唐被卷入一宗大案。从一开始，村里教他的老师就不喜欢他，说他骄傲。而其他村民却认为这个老师根本不够格儿，仅因为他是政委的红人儿，才得了这份美差。对小唐问他的各种问题，他答不上来，便恼羞成怒。后来他居然在小唐的作业本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把这件事汇报给了赵指导员。赵又反映到了农场总部，很快就在虎林县公安局立案，公安干警奉命进村调查此案。警察甫至，就拘留了小唐，日夜审问，连老唐夫妇也未能幸免，警察怀疑他们是教唆犯。他们当然竭力否认，调查继续进行。而那条反动标语则一直是个谜，没人见过它的庐山真面目。领导似乎觉得只要我们看一眼这条标语，我们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立即崩溃。他们对我们可真够信任的！
有道是“打草惊蛇”，“顺藤摸瓜”。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的人越来越紧张：“谁说得准这孩子被这样审讯下去会不会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