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表。
那是1958年的事，约有10万复员军人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话说这些人中有两位契若金兰的山东籍战士：山东人一向以义勇著称，这两人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现在他们一同来到凉水泉开拖拉机。其中一人年长几岁，已结了婚。他到此地不久，妻子也从家乡跟来了。稍年轻的一位还是单身。
一天晚上，结了婚的那位上夜班时，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煤气中毒，死了。中国的北方，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煤气中毒。做丈夫的悲痛万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令他特别伤心的是，过去他妻子曾想要一只手表，说了不止一次，但直到她死他们也还没能攒够钱——那时好的国产手表也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也就30来元的农场工人来说不啻是件奢侈品。村里买得起手表的人家也不多。现在他妻子已不在人世，做丈夫的决定送她一只好手表作为陪葬。
他于是借了钱，买来了手表。他将手表戴在断了气的妻子手腕上，就把她连枕头被子一起被放进棺材里。由于北大荒冬天天气奇冷，地冻三尺，当地人无法掘土安葬，只有待到来年开春。丈夫的同事帮忙钉上棺盖，把棺材抬到村南一处一个叫小南山的地方，当下算是把后事处理完了。
晚上，年轻人来安慰大哥，两人喝起了白酒。一两瓶下肚，大哥对兄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心中的悲伤，说来说去便说到了那只手表。说完他倒头睡了，年轻人却合不上眼：他也正需要一只手表，也是不够钱买。他想到了棺材里的手表，但马上就自责：大哥把心里话都掏给他，他却想偷嫂子的陪葬，人怎么能这么下作？……
前半夜，年轻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后半夜他下了决心，从床上爬起来，拿了几件工具，直奔小南山。他边撬棺木，边向里面的女人陪不是。
“嫂子！你原谅我吧！你已经死了，戴着手表也没有用，你就当把这块表送给我吧。我真的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我会给你烧纸钱，烧很多很多的纸钱，你在阴间用得着哩……”
他边喃喃自语，边打开棺盖，看到了躺在里面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女人，她的眼睛居然睁着！突然，她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伸出手，手心里正是那只手表，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手表在这儿，你拿去吧！”她说。
年轻人惊吓得当场晕厥过去，女人跑回了村。其实，前天晚上她只是一种假死，村里没医生，别人看着她觉得她是死了，而实际上她的生命还在，小南山的冷空气一激，她又苏醒了过来。无巧不成书，这时年轻人来了。要不然，零下40度，她当晚就得冻死。
她回到家，把丈夫摇醒，告诉他事情经过。丈夫立即赶到小南山，年轻人还在棺材边不省人事。他把他背了回来。
年轻人醒来后，无地自容。他向兄嫂道歉，请求他们的宽恕。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那对夫妻却一个劲儿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们一定要年轻人收下手表，作个谢礼。年轻人坚决不肯，脸羞惭得像猪肝的颜色。但最后他拗不过大哥，还是收下了手表。从此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情同骨肉。
虽然村里的人爱说这个故事，我想证实一下谁见过这几个人物，却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这批老兵在850农场建起来以后就都撤走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开荒建新农场去了。”这批人走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马。他们是老复员军人的兄弟姐妹，亲戚乡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省份，像山东和四川。
新人马扎下根来成为农场工人，他们不再是普通农民，而是职工，不论旱涝每个月挣32块钱，那可是铁饭碗！尽管严寒刺骨，蚊蚋猖獗，风湿病成灾，虎林热（一种致命的地方病）蔓延……他们还是乐意呆在这里。这些艰难困苦比起铁饭碗来真算不得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他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正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的教育：党居然也会说谎，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件事花儿开始时也不愿讲。有一次她警告我：“你一个人晚上别去小南山，那儿有鬼。”
“有鬼？怎么会？”
“有个后生死了埋在那儿，都说晚上他常出来缠人。”
“有这事儿？他是干什么的？”
“喔，别刨根问底儿了。俺爹俺娘不让提他哩。”
看得出花儿很害怕，这愈发激起来我的好奇心。我求她跟我讲讲这个后生的事，但花儿不肯。
“俺不讲，俺怕鬼！”
“得了！你知道世界上没有鬼这回事儿！告诉我他是谁吧。”
“讲鬼的人会招来晦气，他听你讲起他了，就会来找你。”
“不关你事，是我要你讲的，如果他来找，就会来找我。这总行了吧？快说说他的故事。”
“反正他是个劳改犯，右派还是什么的，俺也闹不清。前几年这疙瘩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看守不让俺们走近他们。”
“这当然，那又怎么了呢？”
“嗯，有一年大夏天，在玉米地里，这个后生把看守弄人了，不知是顶嘴了呢还是干活没干好，左不过是这路事。看守把他五花大绑，撂在地头上，让他在日头底下晒着，罚他。其他劳改犯吃午饭去了，吃完了饭他们就又锄地去了，往回锄，一垄锄到头儿，天也黑了。劳改犯回村吃晚饭，看守也跟着他们回去，压根儿忘了地头上还有个人。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看守才想起他来，他们回地头找他，发现他人还在那儿，不过早断了气儿了。一准是头天晚上让蚊子咬死了，听说挺吓人，孩子儿都不让去看，他们当天就地把他埋了。后来，劳改犯和看守都走了。现在谁也说不准他埋哪儿了，反正在小南山儿。他死得惨，死后冤魂不散，晚上出来迷人。好多都人亲耳听见过他在那儿哭，俺们都不敢提他，你可别告俺爹俺说了这事。”
一个人被蚊子活活咬死？对那些没去过北大荒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听到这件事时，已经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不由浑身打了个冷战，什么也没说。
北大荒的蚊子，在我看来，和我在北京见到的那种秀气的小生物根本是两个物种。北大荒的蚊子又大又黑，凶猛无比，嗜血成性。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沼泽地里数百万计地繁殖。白天它们还不太活跃，即便如此，它们都会透过我的厚厚的工装叮我，使我的皮肤上肿起像杏干似的大包，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是毒蚊子。
夏秋之际，有时我们从田里收工晚一点，太阳一下山，尽管全身都裹着劳动服，头上还包了层尼龙丝巾，而且两手不拿东西，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