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儿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有人帮他拉上短裤，我们涌回教室张望，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惹了乱子，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局来，这家伙不是个阶级敌人么？我们还有他的口供。当然上面没他签字，成点问题，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不都可以作证么？我们个个都亲耳听见他承认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告诉他们这儿刚有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是被我们打死的。我们请求他们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越快越好，”我们说这话时嗓音不禁有些颤抖。
电话那头，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快来把尸体运走。
闻此，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麻烦，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反过头来，我们倒有点不安，再次请求警察能来笔录一下案发经过。“真的没必要，”既然他们一锤定音，我们也只好作罢。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闹鬼，我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相信世上并没有什么鬼神。是我被自己纷乱的思绪扰得夜不成寐。
这人竟死了！他实在太傻了。他要是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概否认，不就没事了吗？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态度不老实也许会惹恼我们的人，一顿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坚持一下。要是他任凭我们拷打不松口，即便别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也会帮他说句话，放他一马。红卫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们也决非不可理喻之辈。可这家伙，一副熊样，窝囊废！可惜他太不了解我们红卫兵了。
其实就算他承认了那些问题，只要他后来不那么下流，不脱他的……也不至于当场送命。所以回想起来他说的做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这么个流氓，恶心透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反革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我们晚上打死的这个人，夜里我还得把他在我心里再杀一回，不然我就没法睡觉。当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时候，我可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没把他招认的罪行当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编的那些鬼话，不然我们会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后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没向我们要他的地址，他们一准也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搬出了中学住进广东省委所在的大院。这个大院和我从前住过的机关大院大同小异，也有解放军站岗。但哨兵拦住的全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则坐在四个轮子上进进出出，接受卫兵的敬礼。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说要驻扎在这里点文化革命之火，谁敢阻拦？不久有关部门就通知卫兵让我们自由出入。
于是我们移师省委，扎营在一处叫冰室的地方，因为这儿可以一天到晚买红豆冰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对大院巡视了一番。这地方挺不错的，一个颇大的湖，湖畔栽满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小白花蕊，清风送爽，遐迩飘香。外面的世界闷热羹沸，这儿却宁静恰人，好一个世外桃源。这正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搅乱资产阶级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红色风暴。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广州所有的私营商店从即日起停止营业，谁若对我们的命令拒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接着，我们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厂去，厂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头头们也不敢干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为我们赶印了一万份这样的传单。
再下来，我们叫大院的交通队给我们派车，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把传单搬上去，在市里转圈，沿途散发。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落，行人争抢，先睹为快，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跑，一大群孩子，赤着脚，叭哒叭哒，像鼓点砸在街上。他们伸着手拼命叫，“给张我！给张我！”喊声热切而整齐，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开来。在繁忙的街头，十字路口，本地红卫兵手持话筒，站在木箱上用广东方言宣读我们的通告，这都是我们组织起来的。
天擦黑我们才回到驻地，感觉真不错。广东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必胜……这边厢我们正在欢呼，那边厢鱼贯进来一帮中年干部，腋下夹着大大的公文包，说他们是广州市委派来的人，傍晚时分，市委被几百个私营店主围住，店主们强烈要求政府将他们的商店收归国有。
“那好哇！国家早就应该接收它们。”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市里没有资金去收购这些店铺。店要是收归国有，店里的老板伙计就都成了国家职工，将来不论商店盈亏，国家都得付他们固定的工资，还有医疗费、福利奖金、养老金、住房、孩子读书等等。要不然这些店主这么积极让国家来接管他们的商店？这等于说从今往后他们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压根儿没想过事情还会这么复杂，但我们又不愿半途而废，那不等于革命流产了么。于是我们和这些干部展开了对话，一直谈到半夜。我们给这些干部讲大道理，让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让他们不要让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干部一方，则想用各种数据来说服我们，坚持说此举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我们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他们一板一眼算着细帐。大家总是谈不拢。
后半夜，他们好歹说服了我们：实施这一革命步骤的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被说服，只是我们太困了，头脑发木。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给了资本主义当头一棒，让吸血鬼们知道他们的好日子不长了。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想到大人们（市委干部和那些私营店主们）把我们的命令这么当回事。市委把我们当钦差大臣，连夜派人来说服我们，使我们感到不无满足。最后我们答应这个命令暂缓执行，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再去把它付诸实施了。
虽然没能根除广州的私营企业，我们仍在广东省委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当地干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消息，他们很受鼓舞，也跟着起来造反。有些人却非要做“保皇派”，同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闹翻，盖因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推波助澜，整个大院折腾得像开锅一样。
孩子们了无心机，大人们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却可以使出极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张大字报指控我们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抽烟喝酒，偷公家的东西，还乱搞男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无耻的造谣。特别是最后一项指控，简直恶毒透顶。在中国，说一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当，乃是破坏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人从此臭不可闻。
不用说，我们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这个蛊惑者，我们非砸烂他的狗头不可。但是大字报是匿名的，落款只写“几位革命群众”，我们去砸谁的狗头？我们又不能袖手不管，让流言蜚语把我们弄得名誉扫地。在这个大院，没几个人真正认识我们，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张大字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字报并不是总讲真情实话，也可以用来诬陷栽赃。人们用它来闹革命，也用它来作人身攻击。读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只能星夜赶写一张大字报反戈一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觉得掷地有声，今天看来，却是毫无逻辑可言，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红卫兵，来自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们对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我们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坏习气有天生的免疫力，决不会沾染抽烟喝酒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等恶习，那些匿名造谣诽谤红卫兵的人别有用心，革命群众应该提高警惕，挖出他们的黑后台。这个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大概我们的威胁惊动了高层领导，没几天，我们接到邀请去和中南局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谈话。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
“我们可没有时间‘接见’他们了，我们还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记不得究竟还有什么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回想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斗争：理论和宣言，灵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牺牲。这是对权力的争夺，既丑恶又冷酷无情。够了，够了。9月还没过完，我们已决定离开广州。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这一干人个个鸠形鹊面。我的嗓子全哑了，张开嘴什么音都发不出，真是种怪异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发表了太多的演说，终日跟人辩论，高声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压倒对方，加上睡眠少，饮食又无规律。有时我们连续两、三晚不睡觉，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甚至不吃饭。
其实我觉得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我们离开广州前的一个晚上，我跟着一队红卫兵在中山路上走。后半夜，整个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尽，两条腿像拖了两块大石头，越走越慢，另一个才14岁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结果我们腿一软，竟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其他红卫兵走出两里多，发现我们丢了，回过头来找。还好在他们找到之前我们没让汽车或卡车压死，不然我们就成烈士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后人眼里是愚不可及的。为了一个荒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而今历史已几乎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以写出这些书来。
15 半透明之夜
我若能在1966年倒头睡着在广州城里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这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论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去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小闯将，领导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每天都有于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给我们48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却镇日无所事事，这么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老革命变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为了保爹保娘开始反对文革，虽然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这样，但也为数不少。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学生身分了，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但复什么课呢？老师们全都学乖了：什么也不做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日后也不会有人找麻烦说他们与学生为敌。
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联是为革命还是为旅游？说实话，我登华山的初衷纯是为了游山玩水，可到了那儿却阴差阳错地又闹了场革命。都是那些老道士，不然我也不至于……他们自以为聪明，以红卫兵之道还治红卫兵之身，结果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他们让我在山顶上填的那张住宿表得回答他们多少问题？60个？也许还不止。我父母的阶级成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单位政治面貌，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有无历史问题，有无海外关系……问得没完没了。去他的！无非在他们的寺庙里过一夜，要一个在寒冬腊月连炭火都不生的房间。他们给的被子又冷又潮，我整个晚上都在簌簌发抖，阴气深入骨髓。窗外，山风横起，松林咆哮，西北气流雷霆万钧般碾过峰峦。
我通宵目不交睫，咬牙切齿一遍遍咒骂那些老道士：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为我立档案的干部，还是公安局的户籍警？胆大包天，竞敢以阶级斗争为名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