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使梦想成真，我们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铸成大错，上天是否会宽恕我们？纵能逃过报应，一个人又如何面对自己良心法庭的审判呢？
2 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布旗袍，有时银灰色有时深蓝色，因她亲手剪裁，极其合体。在瑞士5年，她对欧洲的时装无动于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这也还是我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像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二姨没上过一天学。她来我家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却有一肚子故事，讲也讲不完。有些故事是她听戏剧听来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传下来的。我从二姨的这些故事中得知远隔重洋的中国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那儿农民和他们的老牛亲如一家；书生们要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可以招驸马；皇帝出行要用黄土铺路；一般人家逢年过节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贤孙有苍天保佑，做了坏事要遭报应。
我百听不厌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记得真切，二姨怎样绘声绘色讲这个故事：“从前呀，大山里住着一只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里住着娘儿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里见了这个小姑娘，看上了她。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刮得到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村里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会儿功夫，老猴子精卷起小姑娘，腾云驾雾，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窝。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给它，小姑娘不答应，说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气了，他把小姑娘关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妈妈找到了山洞里头，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风一路追了来的。娘儿俩见面，抱头痛哭一场。做娘的然后教女儿等老猴子精回来后如此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老猴子精驾着云回来了。它一走进洞来，就四下闻了又闻，说：”怎地有生人味儿？可别让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开口道：”别胡说，今儿是我妈来看咱们来了。你不是眼睛红红的老爱流泪吗？我妈她可是有个秘方，专治你的烂眼呢！
“老猴子精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它的两只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红又烂，总也治不好。于是它急忙间小姑娘：”你妈呢？她在哪儿？快叫她出来？我不吃她，我让她给我看病！
“听到这儿，小姑娘的妈妈就走出来了。她一路来时采了不少树胶，现在放进一口大镬里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后把胶涂在长长的裹脚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两只眼睛都闭牢，上药时可不能睁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缠个严严实实。
“‘你得就这么闭着眼，三天三夜一动也不许动，要是你不听话，你的眼睛就别指望治好啦！’说完后，娘儿俩手拉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