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中共的《二十五条》。严重破坏了会谈气氛。在此情况下，会谈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提前结束。
7月20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经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
1963年7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两次中的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与苏联的斗争是满意和赞赏的。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邓小平“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这样记述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与较量：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惊奇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锐地指责苏联。但是，东道国的所有与会者中极少的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以前从未听过对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公开批评出自中国人之口，倒是有几个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鲁晓夫信徒风闻过对中国的批评。
邓把对列宁党的进攻处理得相当机智。他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大会：这里，在共产党第二次莫斯科国际会议上他向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邓在他的讲话中说，“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对这种指责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就在11月20日再次发生边界冲突时，他才反应过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于一直怀有和好的愿望，邓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颂扬”不可原谅。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他一反常态，态度和蔼。休息时他也仍像一位矿工样。为了让记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长得高大的刘少奇和矮小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当中。
从邓小平总书记之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兄弟关系的现状。经过同毛和政治局的协商，他播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种子。为了赞许这次“功绩”，党的主席12月9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代表团。
邓作为伟大的“反修主义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1961年1月在北京八届九中全会上走向麦克风，向大家报告在莫斯科的情况。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绝了和
稀泥的观点。根据他讲话的主旨，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苏联共产党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赫鲁晓夫加速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猛烈攻击中国兄弟党，以致于周恩来总理愤而退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共产党在1961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共产党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9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的新党纲之普遍适用性有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党纲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修正主义的尖锐批评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几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外，这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中国的内部政策还是外部政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人从1963年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2月27日他们还是收到俄国人请他们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的诚恳邀请。3月7日，邓以总书记身份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中国准备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同苏联进行会谈。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来通知克里姆林宫，邓将率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前往。
这期间，北京正在高速准备同苏联共产党的下一轮论争。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邓的书记处着手拟出论纲，它后来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书的话，那注明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的建议不是出自邓之手，而是出自伟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58面的公开信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它表达了中国希望结束这场论争、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意愿。
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5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3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7月5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妥协的谈判首领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对手，给苏斯洛夫设下圈套？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锁着的门背后双方正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外面，两党的宣传机器在唇枪舌剑。7月14日，刚好是中国人发表公开信后一个月，苏联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信里向人们呼吁“苏联爱国主义”和“人类友爱”。他们愤怒已极，像纯粹说教的传道士一般，说中国人居然敢攻击“伟大列宁的党、共产主义的发源国、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民”。与此同时，在整个苏联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不管是工厂集会还是群众集会。7月19日，赫鲁晓夫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出席了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他亲自接过了攻击的长矛。中国代表团对党的首脑突然掺合进论争吃惊不小，因为他在邓抵苏后不久还让人去赔礼道歉呢。
同坚韧的中国人争论的是纯粹路线问题，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几间房子远的地方，他同外长葛罗米柯正与美国总统特使A·W·哈里曼和英国政府代表洛德·黑尔什姆在谈判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也涉及到中国的利益。条约签字者有义务：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陆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试验；不向第三国输送核武器。
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出席反华集会后不到24小时，苏斯洛夫和邓就中断了陷入僵局的会谈。公报上简短的说明是：无一定期限地推迟。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气氛：在中国人归国前的晚上，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在惊愕的气氛中，大酒量的俄国人和善饮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词。他们打了9年交道，之后再也没有会过面。
直到今天，邓小平对那以后不久被推翻的党的首脑的评价仍是否定的。1980年8月他说：赫鲁晓夫对中国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还为我们做了点好事，建国初期，他真诚地帮助过我们，建造和改造更新工业设备，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偿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须付钱的。但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切都变了。他宣布了斯大林时代签的条约和100多份合同无效。
当总书记同他的谈判代表团1963年7月20日离开莫斯科机场时，人们的印象是，他离开了敌对的土地：出于安全的原因，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坚定的“反修战士”的飞机还未在北京机场完全停稳，党的领袖们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还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邓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从那时起中苏关系急速地走下坡路：1966年两党关系破裂，两年后关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1969年达到最低点———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如果说邓曾经追打过俄国熊，那从1979年以来他就是想驯服它们。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悄悄地没再指责修正主义了，而邓曾为这种指责极力辩护。1986年9月2日，他说，今天，中苏关系存在三大障碍：越军侵略柬埔寨、苏军侵略阿富汗、51个师（46万人）和SS－20导弹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出认真的一步，”82岁的邓说，“清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迫使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我将准备同他见面……”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扫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戈尔巴乔夫。我相信，这次会见对改善中苏关系、对中苏两国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乌利·弗兰茨文中提到的赫鲁晓夫把手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肩膀上让记者照相，这确实如此。感谢摄影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已作为本文的一个插图，供大家欣赏。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方又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为此，中共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双方再次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此后，中苏两党的关系紧张，直到1966年3月，两党关系正式中断。1969年，两国又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样，中苏两个大国就从结盟走向了全面对抗。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改善关系，并在1989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已是戈尔巴乔夫时代。
2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这场中苏论战和分歧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来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还坦诚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