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亚里克斯说。
“3400！”
“第三个！”
“2900！2400！”
现在跳伞可太晚了，如果我们这时跳出去，扑面而来的山峰会把我们撞得粉身碎骨。
“快进来！”佩尔嚷道。
亚里克斯从舱口爬回，我们紧紧抱在一起。佩尔推动操纵杆松开一个燃料罐，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在60秒内完蛋。
燃料罐掉了下去，热气球忽地停了下来，如同电梯坠地，我们都倒在座位上，我的头都快缩到肩膀里去了。然后热气球开始上升，我们看着高度计：2600，2700，2800……
总算安全了，10分钟内我们攀升到3000英尺，热气球重新回到了夜空。
我跪在亚里克斯旁，抱住他。
“感谢上帝，让你和我们一起飞，”我说，“没有你，我们死定了。”
有人说临死的人死前几秒钟将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我而言却不然，当我们飞坠而下要变成阿特拉斯山脉上的火球时，我所想的就是如果我能逃生，我将永远不再尝试。当我们回升到安全地带时，亚里克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一个富人准备游过英吉利海峡：他走到海岸上，支起折叠躺椅和放着黄瓜、三明治、草莓的桌子，然后宣布他雇的人现在将替他游渡海峡。那时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整整第一个晚上，我们努力控制热气球，突然之间它开始莫名其妙地持续上升，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直到最终发现，仅剩的燃气罐中有一个正在流失。黄昏来临，我们准备着陆。下面是阿尔及利亚沙漠，一个正处于内战的国家。
这个沙漠不像我们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看到的那样——热风吹袭金黄色的沙丘，裸露的大地赤石遍布，如同巨大的蚁穴，绵延不断的瓦砾地带像火星那样贫瘠。亚里克斯和我坐在飞行舱顶板上，被沙漠的黄昏景观深深地震撼：拂晓的沙漠，缓缓上升的朝阳，渐渐温暖的白天无比珍贵。看着热气球的阴影滑过沙漠，很难相信这是昨天深夜几乎要坠落在阿特拉斯山脉上的同一架奇妙机器。
当我们要落地时，亚里克斯叫喊道：“前面有电线！”
佩尔回答说我们是在撒哈拉沙漠中，不可能有电线。“你一定看到海市蜃楼了！”他叫骂道。
亚里克斯坚持要他上来亲自察看——哈哈，我们成功地撞到了撒哈拉沙漠中唯一的电线。
即使在这不毛之地的沙漠上，着陆后的几分钟内就我们就见到了生命。一群柏柏部落的人在打造岩石，一开始他们同我们保持很远的距离，我们准备给他们水和剩下的食物时，武装直升机的巨大轰鸣声从天而降，他们一定用雷达跟踪我们。他们一出现，柏柏人就迅速消失，两架直升飞机靠近我们着陆，卷起一阵阵沙尘，很快一群手握机枪、面无表情的士兵包围我们。
“阿拉，”我试探着说道。
刚开始他们移动不懂，但是很快就好奇地围上来。我们向他们的长官展示了飞行舱，他对剩下的燃料罐十分惊讶。
但我们站在飞行舱外时，我忍不住从这些阿尔及利亚士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热气球。涂成了鲜红黄色的燃料罐上漆满了维珍航空、维珍理财、维珍房产和维珍可乐的宣传标语。我们捏了一把冷汗，要知道，“维珍能源饮料”的标语赫然在目：
“谣言止于智者，维珍能源饮料绝非春药！”
——幸好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战士中没人懂英文。
遥望红色沙漠，回想起阿特拉斯山脉揪心的灾难，我再度发誓我将永不尝试热气球飞行。与此矛盾的是，潜意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同其他想环绕地球的热气球迷交流后，我会再次启航。这是一项无法抗拒的挑战，现在它如影随形，深植我心。
很多人常问我两个问题：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热气球飞行？以及维珍集团将往何处去？
在某些方面，这个涂满各种维珍标语、陷落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热气球之旅，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知道我还会尝试下一次热气球飞行，因为它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极限挑战之一。每次克服了飞行的恐惧，我就会再度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能吸取教训，成功地完成下次飞行。
维珍集团将止于何处这种大问题难以作答。我不喜欢用学术的口吻（这也不是我思维方式）， 于是写下这本书来回放维珍如何一路走来。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字里行间，我希望你将理解维珍集团的远景所在。有些人说我对维珍的理念打破了所有的成规，它过于五花八门；另一些人则说维珍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导品牌之一；还有一些人写出条缕细分研究它的学术报告。而对我而言，只不过拿起电话去做罢了。
多次的热气球飞行和我所创立的形形色色的维珍公司，这一系列不间断的挑战都源自我小的时候。这本书是我个人自传的第一部，涵盖了我前 43 年的生活。在阿特拉斯山颠濒临死亡，我觉得我应该写下这本书，以防万一我的守护天使在下次行动中弃我而去。这 43年的生活和事业与气球飞行很像，都在孜孜以求生存。这本书记录到 1993 年 1 月为止——那年我被迫卖掉维珍音乐（Virgin Music），是我事业中的低潮期，但它也是维珍航空对英航赢得杰出胜利的时候，是维珍企业的转折点。本书写下了我们如何靠一己之力求生存，并攀爬到现在的过程，我下一本书的重点是如何将梦想化为真实。
正当我考虑书名时，维珍航空美国分公司负责人大卫·泰特建议为《维珍：商业战略和竞争力分析的艺术》
“不错，”我对他说，“但不够吸引人。”
“当然，”他说，“副标题就叫‘管他呢，放手一搏吧！’”
第一卷
1。一个愿为彼此奉献的家庭（1950…1963）（1）
我的童年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污点，但还是有几件无法忘怀。记得那时我的父母让我们面对一连串的挑战，妈妈更是决定让我们自立，当我4岁时，她把车停在离家几英里外的地方，让我自己穿过田地回家，结果我无助地迷路了。我妹妹凡妮莎仍记得某个一月早上被惊醒，因为妈妈那天让我自己骑车去朴利茅斯，她准备了一些三明治和苹果，叫我在路上找水喝。
贝利茅斯离我家所在的萨里市山姆里·格林区有50英里，我还不到12岁，但是妈妈认为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方向感很重要。于是我在黑暗中出发，并同一个亲戚呆了一夜。我忘了我是怎么找到他们家和怎么在第二天回到山姆里·格林，但是我忘不了当我最后像英雄般走进厨房，对我马拉松式的自行车旅程无比骄傲，希望受到热烈欢迎。
“好样的，里奇。”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切洋葱一边祝贺我，“有趣吗？现在，你能去趟牧师家吗？他有一些木头要锯，我告诉他你随时侯命。”
我们的挑战更倾向于体力而不是学术，不久后我们甚至自我设立挑战。我四、五岁时，我们和乔伊斯姑姑、温迪姑姑以及她的丈夫乔一起去德文郡度假。我非常喜欢乔伊斯姑姑，假期开始时她同我赌十先令，看两星期后我是否能学会游泳。结果即使我每天顶着冰冷的海水，花好几小时泡在英里，但是直到最后一天前我仍然不会游，只能拍打水面，我扎进海浪中，却只有迫不及待的伸出头来以免喝海水。
“不要紧，里奇，”乔伊斯姑姑说。“还有明年。”
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怀疑乔伊斯姑姑明年是否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早早地起来，踏上12小时的归程。路很窄，车开得很慢，天又很热，每个人都想立即回家。突然，我看见一条河。
“爸爸，能不能请您停车？” 这条河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肯定我能游，我要赢得乔伊斯姑姑的10先令。
“请停车！”我叫起来。
爸爸慢慢地将车停在河边的草地上。
“干什么？”当我们都从车里钻出来时，温迪姑姑不解地问道。
“里奇看到那儿有条河，”妈妈解释道，“他想最后再试一次。”
“难道我们不想继续赶路回家？”温迪姑姑抱怨道。“车程是那么长。”
“来吧，温迪。让我们再给这小家伙一次机会，”乔伊斯姑姑说，“毕竟，有10先令呢。”
我把衣服脱了，穿着短裤沿着河岸冲了下去，我不敢停下来，恐怕有人改主意。一到水边，我开始紧张：河水湍急，在岩石上激起一堆浪花。回头望去，乔姑父、温迪姑姑、乔伊斯姑姑、爸爸妈妈正站在那注视着我，女士们穿得花枝招展，男士们着运动装。爸爸点燃烟斗，看起来漠不关心，妈妈像往常一样鼓励地微笑着。
我振作起来，跳进了水中，但是我立马开始下沉，水流推得我昏头转向，撕扯我的短裤，将我往下拽。我大口呛着水，无法呼吸，只能双腿不住地踩水；我试图浮出水面，但没有东西可以借力；我乱踢一气，手舞足蹈，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我的脚碰上了一块石头，赶紧用力一蹬，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我稳定下来，放松了些——我一定要赢得那10先令。
我慢慢地踢腿，张开双臂，发现自己在浮游，尽管时浮时沉，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会游泳了！我一点也不怕河水带着我往下游，反而成功地游向河流中间。在水流的轰鸣声，我听见全家为我鼓掌欢呼。当我重新游回离他们约五十码的河岸边时，我看见乔伊斯姑姑正掏出钱包。我爬出水面，从一丛刺人的荨麻中钻出来，沿着河岸跑上去。虽然很冷，满身是泥，而且荨麻刺得很痛，但是我会游泳了。
“给你，里奇，”乔伊斯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上10先令，这是一张大块的纸币，棕黄色、易碎，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它就像笔巨额财富。
“好了，各位，”爸爸说，他过来紧紧地抱了我一下，“我们该走了。”直到这时我才发觉他浑身也湿淋淋的，原来他刚才也很慌张，紧跟我下了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记得什么时候缺乏家庭的爱。我们是一个愿意为对方献出生命的家庭——现在仍然一样。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很少吵架。我的母亲伊芙充满活力，父亲特德则相对沉默，喜欢抽烟斗和看报纸，但是他们都热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个考古学家，但是他老爸，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想要他继承布兰森家的传统去学习法律，布兰森家族三代都是律师。所以特德无可奈何地报考了剑桥法律系，同时继续在自己的小“博物馆”里收集古代制品和化石。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的律师在出席一个鸡尾酒会时迟到了，一位名叫伊芙的金发女孩拿起一盘蜜香肠招呼他说：“要拴住男人的心，就要拴住他的胃。来，吃吧！”
伊芙从她妈妈桃乐西那里继承了一些耀眼的能量。桃乐西保持着两项英国纪录：已经89岁高龄的她是英国年纪最大的通过高级拉丁舞考试的人，90岁时她更成为能在高尔夫比赛中一杆进洞的最长者。
外婆活了99岁，去世前她写信告诉我过去的10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我从来没有读懂的一本书！），她天天都在学习，她的人生态度是，既然你只能在世间活一次，那么好好享用它。
妈妈继承了外婆对体育和舞蹈的热爱，12岁时她便出演一部西伦敦区的滑稽剧，不久，妈妈应邀在西伦敦皇家大剧院上演的《柯奇兰的戏剧》中伴舞。
查尔斯·柯奇兰的戏剧因为剧中有最华丽的脱衣舞表演而臭名远扬。因为战时工作很难找，而且剧中有许多乐趣，所以伊芙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可以想见，我的外祖父强烈反对，警告伊芙他会冲进皇家剧院，把她从舞台上拖出来。伊芙把这件事转告给查尔斯·柯奇兰，他
同意伊芙在伴舞时不用脱衣，因此，她侥幸成功，得偿所愿。
伊芙白天的工作是照料别人，接着去赫斯顿，在那里的一个滑翔俱乐部中，有位飞行员新兵教她学滑翔。她申请当飞行员，可是这些工作只给男人，她不屈不挠，恳请教官私下同意只要自己装成男孩，就让她当飞行员。当伊芙成功地穿上皮夹克，用皮头盔藏住头发，压低声音说话后，她学会了如何滑翔，紧接着开始教新学员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她加入了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作为一名信号兵驻扎在苏格兰的黑岛上。
战争结束后，伊芙当上了空姐，这是当时最迷人的职业。报考条件十分苛刻：你必须漂亮，未婚， 23到27岁，会说西班牙语，受过护士培训。
毫无疑问，我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殷勤地同招募中心的值班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