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保护人英国和法国做她的后盾。
结果，法国总理达拉第便召见德国大使，并让他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动员令。“在这份文件上我签不签字”，他说，“阁下，这就要看你了。”在柏林，英国大使汉德逊也向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若这些义务不可避免要完成，英国皇家政府也不保证，在形势所迫下它不被卷入。”里宾特洛甫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便将大怒降为愤愤然，矢口否认德军威胁捷克边境之说。假若英法两国竟“疯狂”到了武装反对德国的地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殊死一战。”
当晚，里宾特洛甫便乘专机离开柏林，前往贝希斯特勒加登与希特勒磋商。希特勒也与他的外长一样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德国并未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一个较大型的军事调动或集结。谁造的谣？谣可能是共产党造的，也可能是捷克人造的，也可能是反希特勒集团造的——该集团包括自称为金融魔术师的沙希特和德国情报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更有可能的是惊慌本身之使然。
西方的报纸散布消息说，是因为受到外国压力元首才取消入侵的。这样，它便犯了一个羞辱元首的错误。“希特勒并未走上军事道路”，威兹萨克写道，“所以谈不上取消。不幸的是，外国报纸的挑衅却使希特勒真正行动起来了。此后，他强烈赞成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
在周末未到来前，希特勒迅速地采取了激烈行动。5月28日，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两位最高的军事领袖，外交部官员和其他重要官员。当大得异乎寻常的人群集合在总理府的冬季花园外时，大家的猜测是，希特勒马上要采取新的军事措施了。心情紧张的戈林把魏德曼上尉拉到一边：“难道元首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这意味着与法国打仗的呀！”他说，陆军还未作好作战的准备，他要将此事告诉参谋长。
希特勒开始讲话了。他讲得心平气和，但他的话却是爆炸性的：“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这，我矢志不移……我们将不得不采用的方法或许不能立刻获得你们这些老将们的认可。”这次进攻，他解释说，不过是为取得生存空间的、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当德国为取得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向东挺进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将成为后方的威胁。所以，捷克必须消灭，此刻正是时机，因为英法两国不想打仗，俄国不愿干预，意大利对此也不感兴趣。
希特勒讲完后，戈林两眼闪闪发光，冲到台前，抓住希特勒的手。“我的元首”，一小时前曾发誓要阻止他的戈林冲口喊道，“对您之举世无双的战略，本人表示由衷的祝贺！”没有反对意见，连讨论也无须进行。戈林与希特勒一起朝站在角落里的凯特尔、勃劳希契和贝克走去。“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先碰碰东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然后，我会给你们3到4年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再去碰碰西方的局势。”
三位将领当时未说什么，但到了次日，贝克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的备忘录。他宣称，今日之德国并不比1914年的德国强盛，更易毁于空袭。更有甚者，德国面临着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四国联盟。“德国的对手，他得出结论说，”不但有可供其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且其人力物力皆远胜于德国及其盟国。“
5月30日，贝克将此阴暗的评价交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问凯特尔，如何让元首知道才是上策。凯特尔建议，将有关政治的部分删去，免得希特勒因此连对法国干预时力量对比的分析看也不看便将它扔在一边。勃劳希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元首极力反对：报告不客观，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军力。“这是陆军的另一次灾难”，凯特尔写道，“使勃劳希契进一步丧失信心。对此，我是深感遗憾的。但元首并未拿勃劳希契是问，而是拿贝克和总参谋部是问。”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10月1日执行。这样，“绿色计划”的第四个文本便付诸实施了。
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50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与此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其目的，用元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一定要使我们的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我”。
朱特堡会议期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来文，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作出让步。“此处之一致看法是，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究其原因乃是，国内情况困难和惧怕两线作战。”
欧洲危机的舞台已布置好了，这舞台将使5月事件显得微不足道。
（2）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得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7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7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儿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么？“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陈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一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之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作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斯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斯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