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读的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这个对某人指名道姓作的誓言，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曾提过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或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过疑问。在这天结束前，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
兴登堡葬礼之第一阶段于8月6日在克罗尔剧院举行。人们抬着兴登堡的灵柩，从穿着灰色、褐色和黑色服装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前走过。这些意见分岐的队伍，也在忠于元首的类似的誓言下团结起来了。葬礼上奏的音乐是哥德达马隆的殡葬进行曲——这是颇有象征性的。
次日中午，兴登堡入土了，地点不是在兴登堡生前所期望的诺伊德克，由于希特勒一再坚持，在元帅取得最大胜利的达能堡。兴登堡的遗体被放置在灵台上，置于战斗纪念碑的正中——这是个庞大的建筑物，上有8座四方塔楼，高达60英尺，每座塔楼上均有一把火炬。这不禁使弗朗斯瓦·本塞大使想起了条顿武士建造的城堡。
希特勒迈步上前去迎灵。及至到了讲演台上，希特勒才发现，他的一名副官把讲稿弄错了。于是，便出现了狼狈不堪的停顿场面。为何会停顿，欧洲各地的无线电听众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希特勒很快便镇定下来，即席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记者罗茨纳听他讲过的最简短的讲话之一。希特勒在讲话的末尾全面称颂了兴登堡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他的措词可说是瓦格纳追随者的英雄，而不是与路德教正统派的身份相吻合的：“现在，让您进入英灵殿！”
葬礼结束后，希特勒吻了兴登堡的女儿们的手。在威严的葬礼——如果不是机会主义的话——感召下，冯·勃洛姆堡将军冲动地建议，此后三军将士在与他说话时，不要像通常那样称“希特勒先生”，而称“我的元首”。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返身回了柏林。在柏林，为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打电话给巴本，询问老头子是否留有政治遗言。巴本说，他会问问小兴登堡。希特勒说：“若能尽速将此文件保证交到我手中，我将感激不尽。”巴本立刻派一名贴身秘书前往诺伊德克。他带了两封封好的信回来。巴本立刻将信转呈给元首。巴本看得出，希特勒对信的内容是很不高兴的。希特勒冷冷地说：“这两封信是已故总统写给我私人的。是否发表，何时发表我以后再定。”谣言于是四起，说希特勒有意扣押这份遗言。
由于在外国记者中闹得满城风雨，汉夫施坦格尔不得不在喝茶时提出这个问题。“告诉你的外国朋友，请耐心等待到我们将它正式发表吧”，希特勒反驳说，“那帮谎言家怎么想，我不在乎。”
8月15日，这份遗言终于发表了。它赞扬了希特勒及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还强调了军队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和坚定的支持者”的重要性。首都有人在议论，这份文件是经兴登堡回忆录的编辑篡改过的，说奥斯卡·冯·兴登堡及他父亲的顾问梅斯纳在这一起其中是串通一起的。后来，奥斯卡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誓说，他父亲历来是支持希特勒的——这反而使谣言听来有点可信。这虽是个讽刺，但奥斯卡却没有撒谎。尽管兴登堡对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方面反感，他却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的继位人。
奥斯卡的讲话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此时的希特勒业已得到了德国各社会阶层的强大的支持。连“德国犹太人全国协会”也发表文告支持他。这样，到了8月19日，几乎90％的德国人都自由地投票赞成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兴登堡的继位人。他们这样做，也是批准他的纲领和领导，将他朝独裁方向推进一步。
第十三章 意志的凯旋
1934—1935（1）
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身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国家仍动荡不安，而像史本格勒那样勉强同意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成了敌人。
希特勒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运用这些材料去谴责或挖苦他的政权。多洛绥·汤普逊已在《哈普市场报》上发表了一起文章。“这不是一场革命”，据说，一位前来观看在奥贝拉姆默演出的受难剧（这是一出谴责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戏。）〔*到1975年戏文才得以修孜，责任才移到失败的罪恶天使柳西胡身上，（柳西胡Lucieer，又译为撒旦，〈Satan〉恶魔之意——译注）〕的美国来访者曾一再对他说过，“而是复活，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难戏时有位德国妇女坐在我身旁，当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竖起来时，她说，‘那就是他。那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希特勒！’当他们向犹太布施30块银币时，她说，‘那就是罗姆，领袖就是他出卖的。’”汤普逊的说法，与多德大使8月23日在日记中描写这出戏的情况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当耶稣在愤怒的犹太法庭上受审时，一位衣着考究、面目严肃的德国人对我说：‘EsistunserHitler’（他是我们的希特勒）。”坐在大厅另一边的我的远亲伊达·霍尔纳在散场时和我说过，“当犹大收起那30块银币时，邻近有位妇女说，‘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完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AlbestSpeer）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之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1300英尺，高80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100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卍字旗，还有，每隔40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25000英尺的探照灯，共130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1934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6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6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120人的摄制组（其中有16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1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L·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1923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3万名听众说来——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1000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19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1000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6月30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7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万忠实的党员打着20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培尔的130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培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10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50000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