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30％，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60％。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3月14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7）
希特勒关于削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安下心来，但他们的领导人却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装的计划只是为了防卫。“英国人急于求成”，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回忆道，“他们一份接一份给我们发来照会，敦促我们说明，需要什么保证才足以使我们同意让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然而，英国人在私下里却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德国迅速发展的空军，但对新帝国之处境仍公开表示同情，许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战争的说法。
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国作出让步的意见。“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装，比无限的、不受控制和压制的重新武装要好！”他觉得，有协议，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协议，总比没有好。他于是便极力争取他的上司。4月初，他亲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总理杜美尔会晤时，“却不准说一个字”，几次三番想转入话题，都被总理打断。法国的决定是，在东部建立反纳粹集团，以遏制德国的野心。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这一长链中的一环，统统由“法国母亲”卵翼。
那年春，苏法达成协议。希特勒害怕这是包围帝国的开端。为了与建议中的集团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领导人自1924年拒绝借给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来就一直对这一联盟没有多少兴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骄傲不得不向需要让步。他再次作出努力。希特勒压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对阁下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又期望以真诚友好之精神与阁下合作。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紧紧相连，若适当地注意一致的利益，两国则为欧洲的稳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辩解说，由于德国已被解除武装，他有权要求其它国家裁减军备。接着，他便详尽地列举了他通常的论点。为了提高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数星期后，希特勒的国外新闻秘书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汉夫施坦格尔也往访墨索里尼，并建议他与元首会晤。“你们两人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这就给了你们共同的出发点”，汉夫施坦格尔记得曾说过，“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请到威尼斯瓦格纳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广场，那该有多大意义！从您的长期经历中，他能得到好处，得到迫切需要的从德国国外去观察欧洲问题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发出了邀请。希特勒表面上推辞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据意大利新闻社驻柏林代表菲力波·波加诺说，墨索里尼的动机主要是想见见这位全欧都在议论的政治家。“希特勒是个头脑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对波加诺说，“他脑子里塞满了政治和哲学的标签，且全是毫无条理的货色。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把政权拿过来，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竞选，搞什么合法掌权。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意大利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个空谈家。”
由于这一轻蔑态度被传了出去，意大利报界倾巢而出，“看看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6月14日，当他在里多机场步出“容克”座机时，身穿毛哔叽服，外披旧军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在作绝望挣扎的推销员。到机场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则穿一件黑衬衣，一双高筒马靴，还系了闪闪发光的金穗带，身后还有身穿整齐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个罗马式的欢迎礼。这一甩，刚劲有力，记者H·R·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胆怯地侧身出来，将手轻轻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纳粹抬手礼致谢。很明显，墨索里尼的这一表演着实令他狼狈不堪。在阳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的理想中人物握手。“他们离我不过3码远”，尼克博卡写道，“他们的脸部表情让我着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边。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愤怒。”当主人领他打那排军队前走过时，他的窘迫感并未减轻，他的举止就像小学生首次参加正式晚会一般。对那顶新软帽他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他先是脱帽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然后想戴上，却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时他已开始交谈，讲的是怪腔怪调的德语——一起行进时，他把帽子来回倒手，好像它是个滚烫的马铃薯似的。
去威尼斯时还有一桩笑话。上游艇时，希特勒慌里慌张，谦让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当主人的墨索里尼却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断挥手让他过跳板，好像赶鸡入笼似的。在旅馆内，他从电梯里跳出来，低着头前行。“墨索里尼风度翩翩出来，他明白他是众目之的。他抬头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总理呀。”
一进房，希特勒便破口大骂他的几个顾问，为何竟让他穿便服来，说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众。他心绪烦乱，首次与主人交谈时，又碰到一场灾难。墨索里尼主宰了会谈，内容是奥地利问题。他讲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语，希特勒有时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误解了许多希特勒的奥地利德语。
次日，两人在圣马尔科广场检阅法西斯部队。两队士兵争论谁该从检阅台正前方走过。两队各不相让，同时前行。这时，乐队开始像猫叫春似的吹打起来。后来，他问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这样的军队军事价值有多大。战时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团当过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说，战斗力与游行毫无关系。“然而，这句话并未使希特勒产生什么印象。特别是就在那时，他往窗外瞧了瞧，发现有艘军舰，桅杆上挂的不是舰队的旗帜，而是水兵们的五花八门的衬衣和内裤之类，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剧大师才会把独裁者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尔夫球场。“我注意到”，被加诺回忆说，“希特勒不停地说话，且很激动。墨索里尼则在听着，一声不吭，脸有不悦之色。”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波加诺很少看见墨索里尼开口。“希特勒之唾沫横飞令他生厌。当晚，在正式招待会中间，他匆匆起身而去，离开了小湖，宣称他任何人都不见。”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认奥地利（他将它看作是帝国的一部分）完全独立，但他得到的却是墨索里尼对裁军问题并未作肯定支持的保证。这样，当外交部长牛赖特向各外国使团散发一份通知时，各外交官员都怀着好笑的心情读这份通知：
“……帝国总理访问威尼斯时，受到了破格的热情接待，气氛和谐，公众对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1934。2—8（1）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
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呆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事事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