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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2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1923（1）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2）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