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10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罢。”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
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之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话。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时，天神送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全从里边跑到人间，只有希望还留在里边。——译注）。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3）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仁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
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1922年，22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所以，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这样，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个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100年内，用标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所以……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将他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战士，对方也就少了一个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战后，有些传说很可怕，说“生命之泉”是“种马场”，在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莱的计划，虽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没有证据可证明他提倡不洁性交，也无证据证明绑架孩子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设施中，雇员只有700人。这一事实使人对这些说法产生怀疑。
可以肯定地说，希姆莱确曾计划要大规模地开展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灭杀犹太人，“生命之泉”从未发挥其潜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运动技巧，自己却不断遭受胃痉挛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势好得出奇。一次，他身体垮了还力图争夺1英里赛跑的低级铜牌。
在德国，除希特勒外，谁的个人权力也没有他的大，但他依旧那么谦恭，那样勤奋。他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现在却无情地攻击天主教会，而他，据他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说，又按耶稣会的原则奋力重建其党卫军——他勤奋地抄袭“伊格纳狄乌斯·罗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稣会教祖——译注）规定的祈祷教令和精神锻炼的方法”。
数以百万计的人惧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却吓得全身发抖。他曾向一个下级承认，一见元首，他就觉得自己像没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与元首一样，希姆莱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从不利用地位去谋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节约；吃得很简单，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两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个家，在科尼西附近为他的私人秘书赫特维希·波达施特（她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个家。他是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这样，自己能花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勃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柬），“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全权交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不久前，他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1。4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坚强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1943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们，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我只能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
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受的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别人也会干。”另外，参加灭绝行动的所有人都受过严酷的训练。“如果有令，他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在美国做过多次试验，证明盲从并非只限德国人才有。在试验中，米尔格莱姆发现，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试验者拒绝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从权威的声音。1960年做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在越南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上述情形，在米尔格莱姆的《对权力之服从》一书中已有所阐述。）有些行刑队员还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着遭上司惩罚的危险这样干的。多年前，希姆莱就禁止党卫军的任何人单独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党卫军的指挥官必须坚强，但不是冷酷无情”，他指示特种行动队队长说：“在你工作中，如果你发现某个指挥官越权，或其自我约束力已有含糊的迹象，你要立刻干预。”不久前，他曾就未经批准便枪杀犹太人事件向党卫军法律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如动机系出于自私、虐待或性爱，应根据情况，分别按谋杀罪或杀人罪量刑。”这毫无疑问，便是他授权摩根将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拿来受审的原因。
将手下的人训练得坚强却又不冷酷，这确是希姆莱的一件难办之事。为达此目的，希姆莱打出“忠贞即荣誉”的口号，试图把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