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军指挥部驶去。
当苏米洛夫建议去进午餐时，保罗斯说，除非俄国人答应为他的部下提供粮食和药品，否则，他一口饭也吃不下。
“我们是人”，苏米洛夫同情地说，“我们当然会这样做。”他们走下车子。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灿烂。苏米洛夫伸开双臂。“啊，美妙的春天！”午餐时，苏米洛夫提议为红军的胜利干杯。犹豫一阵后，保罗斯举起酒杯：“我为德军的胜利干杯！”苏米洛夫觉得自己受到污辱，便放下自己的酒杯，然后和蔼地说：“算了，为您的健康干杯！”
次日清晨，2月1日，莫斯科宣布了保罗斯和施密特投降的消息。在中午的例会上，蔡茨勒不相信这是真的；希特勒却坚信不疑。“他们正式投降了。绝对是这样”，他坚持说，“否则，他们会集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残存的子弹，集体自杀。”蔡茨勒依旧不相信保罗斯已经投降。也许他已身受重伤，躺在某处？“不，是真的投降了。”希特勒说，“他们会直接被带至莫斯科，交给克格勃处理，他们还会不加思索地发布命令，让北方战区也投降。”他继续漫无边际地说下去，称赞朝自己脑袋上开枪解决自己的军人。“这样做多简单！一支手枪——便把它变得轻而易举了。要是怕这个，那是多大的懦怯。吓！还不如被活埋！像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的死能为邻近战场的官兵树立一个榜样，如果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怎么还想让别人继续打下去。
他继续大骂保罗斯。“最令我痛心的是，我把他提升为元帅。我本想让他最后满足一下。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提升的最后一位元帅。你们切不可卵未孵化先数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当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死去后——我真的要说：这是多么容易……”他语无伦次了。“……那他是不可能想到的。
荒唐可笑，做那种事。这么多人不得不死去，像这样的一个人便把其他许多人的英雄主义给沾污了。他本可以超脱尘世，永垂千古，为世人垂青。但他却宁愿去莫斯科。这是什么选择呀？简直毫无道理！“
次日，北部战场投降了。苏联宣布俘虏战俘9。1万人，包括24名将军和2500名军官。由于希特勒残酷地虐待苏联战俘，这些人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据报道，在1943年2至4月间，40多万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俘被虐待至死，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饥饿。吃人的现像很普遍。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活了下来，而这些人又是靠拣粪便中未消化掉的玉米和小米（洗干净后）活命的。在斯大林格勒一役中俘获的战俘中，只有几千人得以返回德国。其中之一是保罗斯——他公开谴责希特勒和纳粹，使苏联人很高兴。
在参观了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后，戴高乐将军对一名记者发表评论说：“啊，斯大林格勒，伟大的人民，非常伟大的人民。”记者以为他说的是俄国人。“不，不是，我说的不是俄国人，是德国人。竟搞到这个地步！”
第二十六章 与家人在一起
1943（1）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个。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二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之流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其人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
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作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
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2）
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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