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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急碴的任务出现，编辑部的策划人员会说：“交给吴苾雯。”不论时间多紧，工作量多大，吴苾雯说几点交活就几点交活，倚马可待。读者经常见到关于武汉保卫战、关于青年突击队、关于抗洪中的先进人物的那些重头报道，几乎都是吴苾雯临时受命，限时完成，且无一失手。
作为驻湖北18年的老记者，吴苾雯耳目灵通，反应迅速。省内消息来得快不必说，而且判断准确。守在长江边，水涨水落，她的心也随之时起时伏。
21日清晨武汉突降暴雨。这场下得天昏地暗、持续了12个多小时的特大暴雨，正式拉开了长江抗洪斗争的序幕。
“武汉的雨这么大，荆江会不会出问题？”
在没得到编辑部任何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出于记者的责任心和职业敏感，吴苾雯便自觉地承担起“前线指挥部”的角色。她就根据长江来洪形势，把新记者罗新宇派往荆江段的监利县。7月23日，《中国青年报》就出现了关于监利县抗洪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驻长江下游，并非1998年抗洪抢险焦点地段。但从今年春后的雨雪异常时，长江水事就引起了戴袁支的注意。他根据以往的水情研究和灾难报道的丰富经验，敏锐地感觉到长江今年会发生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他一次又一次向记者部要求出击长江中游，甚至打听好了出发的车次航班。在记者部要求他把守好长江江苏段之后，他提前联系江苏省防指收集信息，到镇江、南京的各个防洪工程了解情况。因此，长江第6次洪峰安全通过江苏，戴袁支的报道就不仅是照说水情，而是以“安全通过”为结果，上溯其原因。报道突出治水“以防为主”的方针，探讨防洪资金筹集机制，强调了江苏省1991年大水之后，制定《防洪安全资金制度》，常年大规模投入维修防洪工程的成功经验。
8月，吴苾雯在江南武昌，江北汉口是中国青年报编委、记者部主任谢湘。一个在江南把握湖北全境水情，一个在江北抗洪险段采访，并且随时互通信息，调度长江流域的记者部署，竟成了报社设在长江流域的“前指”。在长沙出差的驻福建记者陈强，感到长江防洪形势严峻，向编辑部请示行动方向。编辑部回答：“尽快到武汉找谢湘报到1驻广西记者张双武也在外出过程中请示方向。编辑部同样回答：”找谢湘报到1谢湘是在长江出现第4次洪峰时，来不及向报社领导请示乘上当晚的火车去武汉的。前方那么多记者的生活保证成了她的一块“心脖。由于她想得周到，处处从方便记者的工作出发，年轻一茬的记者亲切地称她为”部妈“。
当长江洪峰接踵而至，住守在各个点上的记者人困马乏、弹尽粮绝，甚至产生厌倦情绪之时，谢湘就一个点一个点前去慰问。大家开玩笑地说：“她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最需要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时候”。
这时的物质食粮是钱，精神食粮则是刚刚出版的《中国青年报》。
并非总是“打杂”。谢湘坐镇武汉的20多天，共发稿20多篇。其中，《万众一心，巨龙低头》、《追访桂丹》受到报社上下好评。2、罗旭辉、罗新宇、杨得志：提前“入伍”
罗旭辉21岁，1998年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报社。还没到北京办理参加工作的手续，就在湖南娄底的家中接到报社的电话。
“现在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请你赶快到长沙，与新闻中心的熊波会面，然后一起去岳阳采访。”“明白。请放心，我一定按时赶到。”连个工作证都没有的罗旭辉上了抗洪一线。
此时已是下午4点，由娄底开往长沙的始发车早已没有了。罗旭辉赶到火车站，等候最早一班过路车。
深夜近一点的时候，谢湘在北京收到罗旭辉的传呼：“我已抵达长沙”。
在岳阳通往华容、汨罗、南县等各个重灾区的必经之地北门渡口，罗旭辉看到，每天傍晚，一拨又一拨的市民成群结队地围在这里，看水、问水、谈水、忧水。他们的眼前是惊涛拍岸的洞庭：在北门东渡口通向西渡口的轮渡上，7公里宽的湖面浊水横流，一浪盖过一浪，一片片的树丛被掀翻，一栋栋的民房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屋顶；在安造大垸溃决后第二天的安乡县城，群众多数已四处转移，城内空空荡荡，银行、邮局、商店、餐馆一家家大门紧锁，偶尔能撞见几个人，无不大包小包，神色匆匆；在溃了口的巴垸长富村，用木棍草草搭建的简陋窝棚一个紧挨一个，绵延数里，村民有的一声不吭，有的忙着烧饭，找不出一张笑脸，寻不到一件干净的衣服。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除了拼死抢出来的一点粮食和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全都泡在了水里。
……
种种这些，对熟悉水灾的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对不关心水灾者，也许会视而不见，但对罗旭辉而言却是震撼心灵的人生体验。这些活生生的体验使他明白，在1998年的夏季，在中国的一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在与自然抗争，与人自身抗争。罗旭辉的稿件发回报社，编辑掂量一下，署上了“本报讯记者罗旭辉”。弄得编辑部人人问：谁是罗旭辉？什么时候进报社来的？
与罗旭辉同年毕业的罗新宇倒是来过北京，来过编辑部。同期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没到齐，入社教育、电脑培训还得等几天。记者部派他先到武汉整理一下湖北记者站的办公室。头天到武汉，第二天暴雨狂泻。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场雨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的罗新宇，突然接到了吴苾雯的紧急传呼，被派到了监利县进行抗洪采访。
又是一个未经培训就“上岗”的大学生署上了“本报记者”。只要搭得上车，罗新宇就往大堤上跑。车辆通过民垸的渍水熄火，他和战士们一起下水推车。遇到涉水撤退的灾民老大妈，他让出自己的位置，请灾民上车。在血防堤险段，罗新宇不慎从子堤落到江里，幸亏手脚快，扒着沙袋上了岸。
长江第3次洪峰过监利县的当晚，水位达到历史最高。罗新宇午夜之后才找到一辆去大堤的车。这是荆江两岸抗洪军民奋勇搏击的一个夜晚。可是罗新宇上的血防堤却有惊无险。沉沉夜暗里，静得吓人，只有巡堤查险的一排排马灯缓缓移动。不留神，脚下一绊，弯腰细看，是个倒在堤上酣睡的空降兵战士。再往前看，疲惫的战士一个紧挨一个，躺满了大堤。叫醒排长了解情况，得知这些兵是最早赶到灾区的部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干了20多天。
罗新宇打算回县城时，到处漆黑一片，找不到车。摸黑找到公路拦车，夜太深，司机不敢停。向部队借的长筒雨鞋又小了两号，离县城剩下6公里，罗新宇光脚走到住处。一看表，凌晨3点半了。
在东北松嫩一线，人大新闻系毕业生杨得志也留下一段生动的传奇故事。
8月15日深夜2点半，晚上刚刚赶到大庆的杨得志从沈阳军区一位朋友那里得知：16日一早，沈阳军区司令员梁光烈中将将乘直升飞机视察大庆水情并到杜尔伯特县慰问官兵。顿时，小杨旅途的劳顿一扫而光，心想：“有一张航拍的水灾照片，那该多棒啊1他担心睡着了错过时间，立即收拾好摄影器材，一直坐到天明。
早上6点半，他匆匆赶到直升机停机坪——大庆体育常但是，这架直升机只能搭载10人，留给记者的位置只有两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
他傻眼了，一个劲地向保卫人员说情，但丝毫不起作用。因为想挤上飞机的记者实在太多了，无法开这个先例。
飞机马上要起飞了，眼看着一个绝好的机会就要在自己眼前溜走，杨得志焦急万分。这时，他看到梁光烈司令在随从的陪同下准备登机，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大声说：“梁司令，我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希望随机采访1看到小伙子有股冲劲，梁司令微笑着问：”小鬼，你叫什么什么名字？“
“我叫杨得志1梁司令乐了，”哦，那你是上将啊！好，同意你上飞机1小杨一听，心中狂喜，连连说：“谢谢梁司令！谢谢梁司令1在螺旋桨巨大的的轰鸣声中，飞机渐渐升高。洪水、大堤、采油机一一呈现在眼前。飞机上只有一个舷窗可以打开拍照，3个记者只能轮换着来。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这时的杨得志已经连续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冷汗从额头上不断渗出来，胃里也上下翻腾得厉害。他咬紧牙关，随着手中的相机的”咔嚓“声不断响起，镜头中留下了茫茫洪水中的大庆，留下了数万军民严阵以待的壮观场面……
一个星期以后，上述3名大学毕业生到京，参加入社培训，成为报社正式职工。记者部和报社人事处决定，3人的工龄从在报面上署“本报记者”之日起开始计算。职业的激情不在年龄。
这次参加洪水的报道的记者中，有新婚不久的驻江西记者李菁莹、驻湖南记者吴湘韩；有在母亲需要人照顾的情况下却毅然上了前线的驻安徽记者黄勇；有在采访途中、探亲途中主动参战的驻福建记者陈强、驻广西记者张双武，还有不断请人说情、不断申请参加抗洪报道、终于赶了个尾声的广东记者林炜等等。
大家都象真正的战士一样，在最需要记者的地方出现。（第十四章完）
结语 治水·治国
卢跃刚
中国大江大河，西高东低，顺势而下。夏秋之际，降雨集中，是为汛期，雨多则为洪涝，雨少则为干旱；其次，降雨，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渐次减少；再其次，四季分明，降雨集中，来得快，亦去得快，常常不得其利，反为其害。中国地理、天象独特而复杂，仅概要一二，凡此种种，形成洪涝与干旱，乃中华民族数千年栖居之两大祸患。
1991年夏，我赴华东淮河流域采访水灾，使我直观地感受了水灾的恐惧和治水的紧要、迫切。1992年研究三峡工程和长江、黄河治理问题，通过实感和阅读，我发现，治水问题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关乎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社会为了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所衍生的文化、制度，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性特征以及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认识。总之，“治水”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1998年大洪水，我前期在报社参与组织报道，后期赴湖北湖南采访，进一步印证和廓清了我的一些想法，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迷惑，并产生了更深入研究的兴趣。
人类文明，傍水而生。在我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制度，一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和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把东方文明概括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说了一半，因为，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镌刻着非常明显的“商业文明”特征。
无论是从古代文明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具有商业传统的社会。特别是北宋以来之中国社会，城市规模庞大，商业活动区域广阔，交易工具发达。如果把古代历史切成一个个断面横向进行东西方比较，我们会发现与近、现代完全不同的文明景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把中国社会概括为“商业共产主义”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中国落伍了，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化，是另外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观察东方人的治水活动，形成了所谓的“治水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这就把“农耕文明”彻底东方化了。可以说，他抓住了要害。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时间被中国知识界看作认识“东方专制主义”的经典。然而，他除了马克思带来的理论遗憾外，还有一些明显的遗憾。最明显的遗憾是，他把古代专制主义与近、现代专制主义的性质混淆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传的联系。近、现代专制主义的制度资源大多是工业化特征的，大多与传统制度资源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甚至斩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东方近、现代专制主义是西方工业化文明直接冲击和嫁接的结果。沿着这条思路分析，可能会得到一些与以往认识很不同的结论。
关于社会制度的产生，历史学家说，与地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则与治水（生存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治水”与“治国”几乎同义。所谓“‘治水'如’治国'”，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包涵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主题，即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存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