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建国门的立交桥万成为我的领地，我风雨无阻的在那儿呆着，每天的进帐总是不错，但是，因为那儿老外比较多，因此，被驱赶的次数也挺多，慢慢跟那些巡警熟了，我倒不觉得他们对我是个威胁，相反，同行的竞争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为了维护我的地盘，我发挥自己念过不少书的特长，同时也发挥了曾经当过老师的优势，我想把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乞丐收罗在自己的身边，这样他们便会对我构不成竞争。
有一段时间，我白天照常在立交桥下拉我的弦于，晚上我却同一帮街面上整天碰头的乞丐们混在一起，我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同他们吹牛，还真把这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给唬住了，他们一致尊我为李老师并对我言听计从。
为了控制我所呆的地面，我给他们立下了规矩，要想进入这块地讨活钱的无论是谁都必须得通过我，否则，便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在街头上混了半年多，我不仅吃喝没犯过愁，手上还有了三千多块的积蓄，更重要的是我手下的那帮小喽啰，个个都对我崇拜的不得了。我尝到了占山为王的滋味。
冬天，我不想再睡墙角，便在东八里庄租了间小平房，好歹算有个房顶，下雨阴天我也有个地方躲一躲，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乞丐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租得起房子，因而，我那儿也成了他们经常落脚的地儿，不过也总得孝敬我点什么才成。
我知道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坏，打人骂人是经常的事儿，那些乞丐在街头上是被人揉倒的面，在我这儿更是可怜虫一般，常常是新来的要被先到的欺负，但这就是规矩，我也没办法。
过年的时候，我揣着几千块钱回了家，其实，我那瘫在炕上的婆姨也就剩了一口气，也许是要等着见我最后一面，她挣扎着一直没有咽气。
年除夕的夜里下了大雪，那雪白刺刺的让人心寒，我用在北京讨来的钱为婆姨买了一身新衣服，嫁给我二十多年，这是她穿的第二身新衣服，也是最后一身。她抓着我的手脸上笑着咽了气，我自己却早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是希望这雪再下的大些，大些，干脆把这个世界埋了算了。
在我们那里过年不能办丧事，否则村里人都会嫌晦气，婆姨的尸体在家里放了五天，一直到送年以后才入土。
我在土窑前搭起了棚子，请来厨子和做法事的和尚，吹吹打打，叮叮咣咣，我要让婆姨风风光光的走。
村里的人以为我在北京发了财，携儿带女的把我杀的四口猪吃了个精光，丧事办完了，我又折腾得只剩下了回北京的火车票钱。
正月刚出就有人上门为我家里的小女娃提亲，我爽快的答应了，嫁出小女娃去，我在山里彻底没有了牵挂，我要无忧无虑地闯荡世界。
小女娃结婚的那天晚上，我跟她说结婚后就甭回门了，家里的这孔土窑我会用砖坯封死，我要远走高飞，再也不想回到这个穷地方。
小女娃哭了，她说：“大，你咋就这么狠心，扔下我跟姐两个人，自己远走高飞。”
我说：“不是大狠心，谁叫你们是女娃娃、终归要成为人家的人，大想带你们走也不成呵。”
第二天，接亲的人刚把新媳妇接走，我便手脚麻利的收拾好东西准备重返北京。
村里的一个后生找上门来，他刨根问底的打听我在北京做啥发了财，一定要跟我上北京去寻寻看，我说什么也不答应。
我倒不是怕他知道我在北京要饭丢面子，只是看他这样的壮后上在北京除了打工卖苦力没有旁的挣钱的活儿。
我推说自己还不打算走，让他回去听我的信儿，他前脚出去，八后脚便奔了汽车站。
回到北京重操旧业，我觉着浑身舒服，这乞讨的事儿干长了，不于还真的觉着没劲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别的地段多了很多残废人在乞讨，一打听敢情这些残废竟是有人专门到乡下收购来的，我突然觉得这是条不错的赚钱的道儿。
我想如果我手下有这么十几个残废乞丐的话很可能我就发财了，还没等我有所行动，就有人给我递过话来，想在我的地面上弄几个残废人，条件自然是对我很有诱惑力。
开始我还怕他们抢了我的饭碗，可一个月下来我拿到的人头费足够我的吃喝开销的。
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送来的饭碗，我得好好琢磨着怎么把它弄的越来越大。
为了手里亲自掌握一部分人，我特意回了趟山里老家，听说我要领着在家干吃饭不能出力气的残废上北京挣大钱，这些恨不能马上甩掉包袱的爷娘们个个都千恩万谢。
我许诺到年底过年时给他们寄1000块钱，孩子我领上走管他们的吃喝，但是生死是命里注定。为了预防意外我特意这样同他们讲定。
就这样第一次我手里有了三个瘫子和一个瞎女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把他们折腾到北京，第二天就瞅好了地点让他们上了街。
结果一天下来，瞎女娃的“业绩”最好，挣了102块钱，我特意给她买了一盒稍好点的饭，并让她听了一会儿电视才让她去睡觉。而别的人为了第二天早点出来都要天一黑就睡觉。
实际上弄这些残废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每天要用自行车把他们带到那个“蹲点”
的地方，这往往要在大街上还有没人时悄悄的干，然后，中午要给他们送饭，晚上要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把他们弄回来。好在我这里人手多，慢慢地谁靠谁我都有了安排，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不过北京这形势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候风声紧，街上清理的厉害，他们便都得窝在家里，这样一来租给我房子的那家人不干了，因为那么多人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又都奇形怪状的挺吓人，房东那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再把房子租给我，我只好跑到更远的地儿租了两间平房，一间他们住，一间我住。
自从瘫子们上了街，我便洗手不干了。一方面我要时刻观察风声，一方面我也在张罗怎么扩大“经营”。
我发现乞丐是可以职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的。只要组织好了，这个行当来钱也挺快挺容易，而且，还把把这残废“变废为宝”。
你想想谁家要是有这号残废人，光白吃白喝就是个不小的负担，但现在他们不但能自己挣到吃喝，还每年给家里邮回一笔钱，这合适的帐儿算算也划得来。
我又陆续的从河南和河北弄了几个残废来，正经八百地开始了我的乞丐经营业务。
既然是经营，也是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一般地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行当收入高的时候。
那时候人们心里高兴，手头就大方，而且，对他们来讲。在年节里积善，功德要比平时大的多。
要说我手下的这些人也真是挺惨，冬天冻得手脚都又红又肿的，夏天让蚊子叮得浑身是包。遇上心不好的人不光讨不着钱，有时还要挨打，每当这时候，我便要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去摆平它，而且，要让那些人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这时的我不光是坏，还要心狠手辣，否则我就会被他们清扫出门。
在社会上混我渐渐有了经验也有了胆量，我们陕西人是老土一些，但是性子也很野，虽说我一开始是因为会讲道理笼络了这帮人，但最后替我撑腰的还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子。几个回合下来，没有人再叫我李老师，“警督”这个绰号便是那会儿传起来的。
自从我那婆姨死了我也再无牵无挂，在北京这个热闹的地方有我的一块地儿，我觉得自己没白出来一趟。
你别问我这些年挣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我在通县和昌平都买下了房子，三房两厅的楼房，挺宽敞，但是，我不爱去住，隔着北京城太远。而且，我不喜欢坐汽车，总觉着那玩意儿不安全。
我现在一直在宾馆里包房间住，一切都还方便，想找个女人也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而且，朋友们玩起牌来也有个地儿。
现在我这帮朋友儿全是用钱攻下来的，刚开始他们不喜欢跟我玩儿。老觉得我这人低他们一等。
其实，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不跟我交朋友，我就设牌桌，我输钱还不行吗？我输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的铁杆朋友，有事没事儿往我这儿凑。我这大方一出了名马上朋友就遍天下了，你说这有意思不？
我现在地面上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去年我那个小女娃跟她丈夫打听着寻到北京，我索性把这生意交给了他们。
反正钱还是要到我这里，随他们怎么去弄。
我那个小女娃开始直说我干这个营生不太光明，可光明的营生是一个陕西的土包子能干的吗？
她挺倔的，自己问我借钱顶下一个水果摊，干得挺欢势。
我那个女婿听话，现在他就在我手下弄着几十号子人，我现在里里外外全仗他了。
不过这事儿我也吃不准还会火多久，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琢磨这种事，而且，这内幕一曝光，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再那么大方，不过我知道你是自己人，不会把这样的事儿捅出去，所以，我这好说的毛病实在是不可救药，你说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觉着自己绝对不是个坏人，有时候只是没办法而已。
这个世界其实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你就说那些残废人不这么干他们不个个都是累赘吗？
这么多人都在活着在奔波着，你能说哪个是应该的哪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有今天也是正常的，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做乞丐做好了也有发财的，这样的社会才公平，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想想过去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吃上公家粮，我恨不能猛扇自己两个耳光，我傻了大半辈子。所以，对那些傻子乞丐我感觉特别亲近，我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这样说来还是他们让我变聪明了。
于是，我便有钱了。
采访者思绪：
“警督”果然是个能言善辨的高手，洋洋洒洒的谈吐使我这个当记者多年的人自愧不如。
我没有到过陕西，但我能够从这个陕北汉子眼神中感受那份黄土高原的贫瘠。
还有野性与欲望。
这个有着畸形的发家史的男人从事的又是一份多么畸形的职业，他还美其名曰为“经营”。
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残忍与冷酷，当那些被收编了的残废人坐在冰冷的大街上的时候，他们被浓缩只剩下了数字的概念。
他们的生与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家人的包袱与拖累，眼前的钞票堆得起高，他们便似乎越可以“变废为宝”。
这交易已经不带丝毫的感情味道，尽管他们或残忍或恐怖或令人可怜地展示往往会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这里“同情”两个字的背后就是他们的业绩如何，就是他们为之打工的老板收入如何。
这就是我采访到的内幕，不知是否值得曝光，打工的乞丐与经营乞丐的老板使这一行当真的出现了职业化的队伍，而且，正在日益壮大。
我不想劝人们从此收起自己的同情心，因为毕竟那些可怜的乞讨者还是值得同情。
但是，面对大街小巷越来越多起来的这些缺胳膊少腿或者是呆呆傻傻的乞讨者，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真到了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这一道丑陋的风景改变了城市的颜色，再这样下去，有些人的腰包鼓了，可我们却无法再正常呼吸因为这空气大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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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他们的女儿读了外语学校，儿子也将要辔文学，所以，那台老机器还要陪他们唱下去，从“金瓶一样的小山”到“悠悠桃花水”他们都能够唱得来，可就是盼望天不要下雨，巡警不要来赶他们，儿子的学费什么时侯能有个眉目。
——一台老机器，两个相依为命的中年人，他们已经在街上唱了六年
最初我注意上这对卖唱的盲人夫妇还是在安定门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
那个灰蒙蒙的冬天，来来往往的人群抑郁而沉闷，这对盲人夫妻的歌声和他们身边那台录音机放出来的旋律总算有点明快，我放慢了脚步，在男人手上的铁筒里放下了五角钱，他没有感觉，仍呆呆的站着，女人仍在唱“悠悠桃花水”。声音有些甜也有些酸。
也许是缘份，我每天上班的路线并不特别规律，但总是会与他们遭遇。
在我对待乞丐的逻辑里，卖唱的乞丐总比那些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乞丐值得同情，因为，无论做什么他们总在为使自己的得到与付出成一定的比例而努力。
一次，两次，三次。
我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