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福儿看上去象五六岁的孩子。
去年我那三儿媳妇不干了，说我整天白吃白喝，还捡个傻子来拖累她，她以这个为理由，要把三间房全都占下。
她这一嚷嚷，那两个儿媳妇更不是善主，她们明明自己都有房子住，偏偏要挤到我这儿来，三个儿媳妇儿一人一间房占着，把我和福儿赶到旁边的厨房里。
我去找儿子，可他们都是孬种，根本就当不了媳妇的家，对我只有苦笑。
本来，我还和三儿媳妇搭灶做饭吃，可这一闹腾，她顺势断了我和福儿的饭，为了这个孩子我房子被占了，饭也没得吃了，你说我还能做什么。
村里调解了半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直惹得村长也火了，不再管这些破事儿。
没有办法，我跟福儿说，“咱娘俩上街要饭专，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也许，上街碰上什么好心人，我还能给福儿安排个地儿，跟着我这把年纪的人总不是个办法。
就这样我跟福儿来到北京城里，开始时哪儿人多，我们往哪儿去，哪热闹我们往哪钻，可是，福儿呆呆傻傻的，我腿脚又不利索，受了些白眼，遭了些罪。
后来我发现这地下通道不错，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而且，只要靠墙角呆着，警察大多数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象在马路上那样凶，于是，我们娘儿俩就专门找地下通道呆着。
为了叫福儿知道要钱，我下死劲地教他怎么把茶缸一上一下掂出声音来，这孩子现在一个字不会说，只会噢，噢的叫，也实在是可怜。
可我也没有办法，我养不了他，只能象这样自己来养自己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孩子爹妈是谁，可要是他爹妈知道了孩子这样受罪，我……我也觉得没法交待，我毕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可这孩子才只有八岁，只有八岁呵。
老女丐，不，应称她为福儿奶奶，说到这里竟掉下了眼泪，她用手揉揉自己的眼，那手也是紫黑紫黑的，满是触目惊心的老人斑。
这种场景自从我关注乞丐这个群体以来，已经见了很多，脚步蹒跚，蓬头垢面，甚至形容枯槁是一些老乞丐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让人大发同情心的一种特点，可面对福儿奶奶，我真的有些被打动。
这种处境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她当年的善心，挽救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断送了自己晚年的安宁，这是一笔该如何算清的帐？
过来几个年轻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福儿奶奶似乎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摇起了茶缸，几枚硬币在她的摇动下，发出清脆的声音，80岁的老太太还有如此敏捷的反应，不由让我觉得是社会“造就”了她。
可是几个女孩眼睛都没有瞟她一下，叽叽喳喳过去了，脚上的李宁牌运动鞋险些踩到了福儿奶奶匍匐在地的乱发。
福儿奶奶一脸的失望：“现在这些孩子，一点也不知道同情别人，将来我的福儿不知会怎样呢。”
“平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肯帮助你们？”
见福儿奶奶颇有微词，我忙抓住时机间出这个早已想问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很清楚，一些老头老太太爱看热闹，但不太舍得掏钱，偶尔，扔下个毛儿八分的，叹息半天，这是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一长，他们也都不再怎么理会我们这些人。
一般最容易掏钱的多是些二、三十岁的女人，有时候可能正谈着恋爱，两个人路过这里，女孩子放下几角钱，有时候是一块钱，男孩子一副很理解的样了，有时候是一些孩子妈妈模样的女人，她们比较容易动心，一般也是几角钱。
最让我害怕的是一些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子，他们横冲直撞，在地下通道里打打闹闹，不太把我们乞丐当人看，有时候还吐唾沫，这种时候我只有装傻，因为实在惹不起他们，只是可怜福儿，有时候也成为他们捉弄的对象，不过，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也许，他们也感到拿乞丐逗乐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吧。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街上做这种可怜相，一来我觉得这样也少不了自己什么，二来我觉得只要人们肯掏钱给我们，我这张老脸也没什么豁不出去的。
我那女儿把我接回家去好几次，可我都呆不了几天便偷偷带着福儿跑出来，在街上呆惯了，吃要来的饭也比吃咱饭强。
前几天有几个人来轰我走，说我要还想在这呆下去便要交什么地皮费，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地盘，我跟他们一通好骂，这些地痞无赖欺负外地人还成，欺负我没门。
我说，要钱我不给，要命我80岁的人了也不含糊，他们闹了一阵儿，见我北京话说的溜着呢，知道我不是那些拖儿带女的外地人，可以被他们赶来赶去，踢了福儿一脚就滚蛋了。
可事后跟我经常在一起扎堆的几个老太婆悄悄对我说，还是要拿点钱买个平安，否则他们老要找麻烦，让你在这儿呆不下去。
我就在想这世道真是没办法，连要饭也要有这些不公平的事儿，除了他们的欺负，我们最怕的还有巡警，有时候这市容抓得严了，我们就不敢再上街，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就跟警察捉迷藏，你这边赶我跑到那头，你这块地儿不让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块地儿，反正时间一长，这胆子也练出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警察就害怕，现在我也学会了耍无赖，反正我是凭劳动吃饭，不偷不抢的，嫌我影响市容你倒是给我找个吃饭的地儿。
说到底儿就是福儿遭罪，这孩子让我给拖着挪来挪去的，没少挨磕磕碰碰的，人家的孩子生下来是为了享福，可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来受罪的，这……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呵。
我说你要是拍照片，别拍我，你就给我的福儿多拍两张。没准让好心人看了会可怜他，给他寻个好去处。你要是把我的照片给弄上报纸那让我那几个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他们不孝，可我毕竟是他们的妈，我不想让他们丢面子。
这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我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养活自己和福儿，我觉得挺好，只是我担心我死了以后福儿怎么办，那时就是要着吃，福儿也得有个能把他领到大街上的人呵。
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犯酸，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别救这个孩子，你说他现在是个大活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就得有人照顾他，可能出这份力的人到哪儿去找呢。“
采访者思绪：福儿奶奶又一次用脏碍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袖子擦去滚出眼睛的泪水，坐在她对面的福儿，一直在仰着头用那永远不变的笑容面对眼前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
他手中的茶缸儿枚硬币已经“叮噹，叮噹”响了一个下午……
暮色开始围了上来，福儿奶奶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行动迟缓地费了好大的劲儿拖起福儿，傻福儿也许知道终于要回家了，偎在福儿奶奶身边仍如一个乖乖的孩子。
这素昧平生的祖孙俩，血管里流着的是毫不相干的血，但他们的相互依恋却超过某些血缘纽带下的亲情。
他们蹒跚而去，我本想追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又一想，对于漂泊在大街上的他们来说，住在哪里也许并不重要。
一直等到他们走远了，我才猛然想起手中的相机未曾派上用场，我只顾听福儿奶奶叹息，却忘了给他们拍照。
我遗憾地收起了相机，心里想也许明天或者后天，我会再碰上他们，我会给福儿多拍两张照片。尽管他永远不会懂得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我真心想要帮助他一把，也让福儿奶奶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再如此牵肠挂肚。
可我还有这个机会吗，我不知道。
我在想福儿奶奶的儿子们，尽管他们如此寡廉鲜耻，为了几间房子将老母遗弃在大街上，他们白发苍苍的妈妈还是挂念着他们，怕毁了儿子们的尊严，这种母爱得到是多么不公平的回报，对此，我只有叹息。
福儿的归宿令人牵挂，可做为一个目击者，我只有如实地记录，他们虽然是乞丐，可他们有自己的故事。
第三章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他曾经是人们脚下的尘上，可在乞丐的世界里。他居然变成了至尊。这是个靠乞丐发家的男人，在牌桌上他动辄几万元的豪赌，使他终于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有“警督”之称的乞丐老板。
他是陕西人，一个精精壮壮的陕北汉子，一口陕西话说得让人听起来费劲，可他还是一口气能让你听他讲三个小时，后来我在他常呆的牌桌上知道，他“出道”前曾是民办教师。
与他接近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是以他某个牌友的女友的形式出现，后又表现出对麻将牌的狂热，虽然他很不愿意牌桌上有女人，但毕竟我表现出来的江湖味让他放松了戒心。
几个月后我们混熟了，他甚至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了我，而且，只要我张罗的“局儿”，他一请必到，说实在的这张牌桌上的麻友们个个都比他有钱，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压力，我借机跟他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朋友们说：“警督”这个人最爱说话，我也看出来了，他实在是个底气不足的“有钱人”。
因为底气不足，所以，他要拼命说，只有这样才会让人们忽视他的背景对他产生认同感，这是我慢慢才从他的滔滔不绝中体会出来的。
也许因为我是个女性，所以这个有着非常警惕的眼神的中年男人有些毫无顾忌，他认为他今天的发家完全是靠正当的经营得来的，至于经营什么，他说的很干脆，“当然是经营乞丐。”“我的手下是专门培养职业乞丐的，他们要想赚这个钱，不经过培训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行当你要是做好了，收入一点不亚于白领。在印度职业乞丐的月收入是1000—1500美金左右。所以，以为乞丐可怜的人是最傻的人。但是，我这也就是跟你随便聊天，我在街上弹弦子的时候，把每一个扔给我钱的人看成是上帝。是的，”顾客“是我们的上帝，这一点太重要了。
“既然有顾客，那你是在出卖什么？”
看到“警督”说起乞丐经营如此专业，我忍不住要引他多说几句。
“那可不，我们不就在出卖尊严吗？可当人穷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所谓人的尊严又顶什么用呢，这个世界只有钱能够救得了人，你看这大北京城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要是这儿挣不着钱，你试试，连鬼都会绕着走，当初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咳……不提那些破事了。”
见我如此专注地想要听他的下文，警督说了一半的话竟咽了下去。也许，如今，穿着名牌体恤，带着手机的他实在不愿意回想他沿街乞讨的情景。
“其实，你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想找个活儿干，也就是想打工是吗？”
我看出他欲言又止，故意十分好奇又十分平淡地问他，手里的麻将牌搓得哗哗响。
警督点上“三五”烟，眼睛眯着象是在沉思什么，半天把手里的麻将牌一扔，“不成，今天的手气不好，我不想玩了，倒不如跟小姐们聊聊天。”
我知道警督想要说话的瘾终于上来了。
你说的对，我当初到北京来就是听说这里的活好找，能挣到钱，虽说在我们那里，象我这四十几岁的人都婆姨娃子一堆，很少再出来打工，可我是生了一口闷气就跑了，到北京来的车票钱还是从村里那个退伍兵那里借来的。
我是20岁在县里的高中还没毕业就退学回村的，那时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几个弟妹都在念书，我爹又得了胃癌，折腾了一年多人死了，家里也穷得只剩下了一孔土窑，我不忍心看着我娘累得吐血，只得卷起铺盖从学校里回了家。
开始我还幻想苦干几年，再回到学校里念书，可是这日子一开了头，我没有再往回走的机会，我整个被家里的几亩薄山地缠住了。
那时，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因为都在山上根本没有学校，我弟弟念书要翻过几个山坡到乡里的学校去。
在地里熬了几年，我实在熬不住了，便在自家的土窑里召了几个村里的娃子教他们念书识字，这样，他们每个星期给我们家带点粮食和咸菜来。
开始的时候好象这是哄着娃儿们耍，可是到后来，这些山里的娃子求知欲特别强，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还要让我再讲给他们听。
后来，村里人正式凑厂一点钱，添了点桌椅，并让孩子们叫我李老师。
我当时有点热血沸腾，想我终于找到可以发挥自己的位置了，跟孩子们打交道虽然累心，可比在地里日头晒强多了。
过了一年多，我教课教得不错的名声也出去了，乡里的学校派了人来，正式给我这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挂了个牌牌，叫我们“绥安小学”。我成了“绥安”小学的校长、老师兼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