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刚过了十三岁的生日，我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他们瞧不起我，我怕他们以为我是骗子，可是，我真的不是骗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我忙求娘跟他说，让他不要来，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以前，他总夸我干净，利索，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可是现在，我脏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我没脸见他。
阿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可怜？一年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体校学生，可是我真不知道我会得这种怪病，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我现在肯定会拿到省乒乓球赛的第一名。
如果是那时，你来采访我，那多带劲儿，我还会让你为我拍张照片，彩色的那种，我想那会儿我一定特好看特干净，要是那样该有多好。可是，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采访者思绪：
看得出东东与我讲话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想找一个最佳的姿式，可是截肢的那条腿造成的不平衡，使他始终是一种别扭的样子、他满头冒汗也无可奈何、就只好这样说下去。
远处我看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遛遛跶跶不停地往这边看。我知道那是东东的爹，他在时刻注意着儿子的动向，想到这家人的这些举动，我就由衷地感到难过，一个体校的好学生，县里的乒乓球苗子，农家的宝贝儿子，就这样被癌症毁了，真是天灾不可预料的悲剧。
在我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和他们怪招百出的“可怜”后，我对东东产生了真实的同情，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一支秃笔总在那里写呵写，写些富人们不看，穷人们不关心的文章。
可是，就东东的病情而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大家都来献一份爱心的时刻，因为，我听说，骨癌一旦扩散便是最为凶险的结局。
应该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已经与绝症斗争了很久，可是他还在等待，那笔巨款也许并非遥遥无期，但他总要给家人也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因为现在人们手中能够拿来无偿帮助别人的钱实在越来越少了。
我突然突发奇想，也许应该有贷款给病人救急的机会，可是又一想如果钱花光了，人却没有救治过来，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如何还上这笔钱会象刚刚逝去的生命一样给他们的痛苦之上再压重负，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这个乞讨的孩子实在可怜，正如他所说的，我走过去总要再回头看，下了天桥总要再往上看，在这种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也许并帮不了什么忙，而能出力的人也许并不具备同情心。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只有十三岁的少年东东别无选择。
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同情心倍受煎熬，我下班的时候更改了路线，我宁愿多绕一个弯也不想再从天桥上路过，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东东见到我那有所期待的微笑。
过了很久，大概秋天了吧，感觉到天冷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天桥上的少年，我决定再从天桥上走，可天桥上的那个位置早已被一个老太太占领，我走过去，她把手上茶缸里的硬币摇得叮噹响，向我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拿出五角钱放在茶缸里，然后在她一连串的“谢谢”声中怅惆的走下了天桥。
生活还在继续，乞丐们在同一地盘上以不同的面孔和年龄出现。
可是，我不知道那患骨癌的十三岁少年哪里去了，也许，这时他已经脱离了尘世的苦海，如果是这样，我会为他燃上一柱香，为他祈祷，为他引路。
我希望这次采访不曾存在过，可我拍下的照片提醒我，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
第十四章
漫长的漂泊路，从广西到深圳。一心想要寻找不同凡响的人生路的大学生误入了丐帮，在一群乞丐当中成了领袖，时隔两年，他重返“人间”曾百感交集。
——漂泊了两年的大学生却坐上了深圳某一丐帮的头把交椅。
第一次听说王祥昆的事儿是在一次媒体圈内的朋友聚会上，他是《法制文摘报》的一位朋友的大学同学，因而，关于他的传闻似乎来源比较可靠。
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直在搜集关于丐帮材料的我得到这信息便穷迫不舍，朋友无奈只得到同意瞅机会让我同他那位在深圳流浪了两年，最后竟成了某一丐帮领袖的同学联络。
对于他能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朋友不敢保证，我也心中没底，可干新闻的除了嘴皮子便剩下一张厚厚的脸皮，我想只要让我接触到他，我便有办法会让他不吐不快，在新闻圈里混里十多年，对这点基本功我还是挺自信的。
可是，朋友对我说他这位刚刚“重返人间”的同学正在到处奔波找工作，常常是夜不归宿，因此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是很难说的事情，我对朋友说对有价值的事情我是从不吝啬时间的。
果然，在我知道这件事的线索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朋友兴奋的打来电话，他要我立即同他联系，他那位有过在丐帮里死里逃生的传奇的同学情绪低落，正想找人聊聊，而且，最好还是女的。我拨通了那个长长的电话号码，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北海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旅游城市。
听口气这位传奇人物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自信，他声音缓慢而低沉，像受了什么惊下似的不安，我想这也许便是那段生活留给他的痕迹吧。
谈话便从他的声音开始了。
“你问我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低，不瞒你说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你不知道那些在阴黑的角落里才能指手划脚的乞丐们，在人前个个都是哑巴，只有与自己的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悄悄的说几句话。
而且，同他们呆得时间长了，我都怀疑他们的声带功能是否已经退化，因为白天在许多场合他们都不是用声音代替交流，他们最擅长的是手势、眼神和动作。
可惜我们只能在电话里谈，要是你就坐在我对面，我会表演给你看，这是一个成为乞丐必须的本领，更是你能够统领他们的最起码的东西，因为，要想参与他们的事情必须规矩先行，这一点也是我吃了很多亏，差点被打死才弄明白的。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到深圳去，这个说起来话可就长了，你要是不嫌电话费贵。我就从头说起，不过就是听下去也得有耐心。
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当时我毕业分配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到外资企业去，虽说给外国人打工很辛苦，可想到那丰厚的薪水和高级白领的称呼，我就对苦和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是学英语的，平时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成绩应该算比较优秀，在学校里还是系里的文艺部部长，我觉得自己的条件怎么说去个外资企业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毕业分配方案一下来，我却傻了眼，我被分配到了广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双峰县中学任外语教师，而且，没等我有所准备，档案和关系早已被对方取走了。
我百思不得起解，校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系主任找我谈话，他说这次都是因为我在学校毕业分配前夕签的愿意支援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志愿书打动了他们，而当双峰县的中学来学校调选人才的时候，校方很自豪的推荐了我——这位品学兼优的双语学位毕业生。
就这样我一时冲动酿制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下去，见事情已成定局，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我只得打起笑脸，在校方隆重送我进山区的仪式上，代表所有的援边毕业生表示了决心。
很快我就到双峰县中学上任了。
这里地处偏僻的山拗，自然环境比较好，可人为环境却很落后，这里是少数民族比较多，而且集中的地方，撒尼族，傈傈族，白族许多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让他们的孩子学英文和法文有点天方夜谭。
可是双峰县中学是县里唯一的一座有高中部的学校，这里的学生也大多数来自少数民族，因此，学校领导特别的关照我，要注意教学方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教学上要因材施教。
刚刚走上课堂，初为人师的我还有点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我对这种教育是否对这些孩子有用产生了怀疑。因为，有许多孩子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他们的父母拼命的让他们到县上读高中，可是有些孩子实在天资太差，或者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读书，他们骨子里那种天生浪漫、随意，自由自在的个性，使整个学校的风气呈现基本失控状态，对此老师无能为力，校长也只有叹息。
我在双峰县中学呆了一年，就目睹了几起高中生为了女孩子动手打架的事件，有两个男生还为此送去了劳教，我对这些孩子感到深深的力不从心。
我开始不安心，想调离这个学校，可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教育行业的大学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二年以后才可以谈及调动工作的事情，可我工作刚刚一年。
春节的时候，大学里的同学在北海聚会，看到许多在学校时都比我差的同学，因为到了外资或合资企业都混的不错对我来说是个刺激，那天我喝醉了，我的一个同学见我郁郁寡欢，就观我离开那鬼地方得了，他说象我这样的双语人才到了深圳、广州这样的开放城市，要多吃香有多吃香，月薪都是五位数以上，而且，还有汽车、洋房。
我醉意朦胧的问他分到了什么地方，他很自豪的对我说，当年学校分的单位他根本就没去，他现在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做人事主管，月薪16000元，还有一辆桑塔那轿车。
这个同学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总要抄我的卷子，可仅仅一年我们的待遇就有天上地下之分，我的心态彻底的不平衡起来，什么荣誉感、责任感现在对我都不重要了，我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真正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借着酒劲儿，我冲动的对那个劝我的同学，说：“老兄，你先走了一步，我特别佩服，过了春节，我马上去深圳找你，我就不信自己闯不出一条路子来。”
记得当时同学留给我的名片上呼机。手机全都清楚，我也就没再特别的向他要确切的地址，总想到了那儿一找就能够找到他。
寒假过后我没有再到学校去，整理了一下行装，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就匆匆南下深圳，我想我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来让家人惊喜。
一路上颠波了几天，我在一个晚上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乍离开平静、原始的广西小镇，我对深圳的热闹繁华，灯红酒绿有点不太适应，我着急的给同学打电话，打呼机希望他来火车站接我。
可是，电话一遍遍说关机，呼机呼如同石沉大海没有音信，我一直在电话机旁等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接到他回呼机的电话，我想也许他出差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
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我有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我有些后悔没有在临行前给同学打个电话，跟他联系好再启程，也明白自己确实做事情有些毛手毛脚。
为了表示自己白手起家的决心，我只带了200元钱到深圳来，我相信自己有两只手和一个大脑决不会饿死在这里，因而，根本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周到。
在深圳火车站我徘徊了很久，想到也许明天就会找到同学，他曾答应帮我找一家外资公司，我紧张的心里有些放松下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疲累不堪，心想先找家旅馆睡一夜再说。
我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在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单人床50元”的字样，我一想身上仅有200元，又觉得这是我见到最便宜的价位，便进去登记住两天，前台小姐要我交1 00元钱床位费，再交100元押金，我说交了床位费我身上只有100元钱，我还要吃饭呢。
小姐满口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她比划着让我把手表摘下来做押金，我一想等同学一找到，我便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也就把手表给了她。
接下来的两天我度日如年，旅馆里那个又闷又暗的小房间根本呆不住人，我每天只得在街上的电话亭旁边度过，可是，同学的呼机、手机在这会儿一律失去了功能，任凭我怎么打也联系不上他。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好容易按着他名片上的地址找过去，人家告诉我那家公司早已经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在旅馆里住到第四天，我知道我必须搬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可以付那并不算贵的床位费，前台小姐拿走了我的手表，她说50元仅仅是床位费，还有20％的服务费，被褥费等别的费用要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