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看我能赚到钱吗”？
“你”？那个乞丐听我这样问他，不由的打量我。
“我看你挺象个好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做乞丐，你不读书吗”？
“我最烦的就是读书了，我父母一天到晚要我关在屋子里面学习，我学够了就跑出来了，我就是要做乞丐，他们不是最怕我没出息吗？我就是要做最没出息的事儿”。
“那你刚才说你爸爸的事儿”？
“我那是骗你的，我爸爸这会在山东呢”。
“那你行了，做乞丐没问题”。
从那天起，我跟那个老乞丐成了朋友，他教会了我许多做乞丐的规矩，而且，帮我找了几个地盘，他说，天津的丐帮是全国都出名的，要做乞丐就在天津做，这里的钱好赚。
就这样那一段时间，他带我跑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他还给买我了副眼镜，让我扮做失学学生，在火车站。汽车站乞讨，这种事刚开始还不错，有许多人相信，我们也赚到了钱，可后来，警察老来赶我们，我们就再也不敢去了。
那个老乞丐说他已经乞讨了20年，他儿子都在农村盖起了大瓦房，娶上了媳妇，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儿子劝他别干了，回家抱抱孙子享享福，可他说，干惯了，不干浑身难受。
不过他的心肠挺善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起，他就劝我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他说，“你爸妈肯定找你都疯了，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来当乞丐你真是没出息。”
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可我就是扭不过这个弯来，我就是要没出息怎么样。
日子过得也很快，我每天在街上，找个地方一蹲，有时候也学着老乞丐的样子把两只胳膊藏在胸前，垂着两只空荡荡的袖子，赚得钱虽然不多但也够吃饭的了。
好几次路过公用电话，我都忍不住想要给爸妈打个电话，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在外边挺好，不要他们牵挂，可我又不敢，怕他们找我回家，怕他们恨我怪我，如果这样我宁愿不见他们。
这时天也凉了，老乞丐送了我一条裤子和一双破皮鞋，我脱下了短裤和凉鞋，换上了那一套，脏兮兮的往那儿一蹲，正式的象个乞丐了。
这时有人找我，想拉我入他们的帮伙，我知道这些乞丐帮都挺吓人的，所以，我就装傻，搞的他们也不清楚我的底细，打了我一顿便把我放过了。
有了这次经历我才真正的想回家了，这些乞丐无法无天，整天找事打架这让我很害怕，我是出来寻找自由的，而不是走向犯罪的，我想我如果进了公安局，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虽然不想象父母想象的那样出入头地，可我也不想去做个坏人。
但是，在乞丐里边呆着，很容易人就变了，因为他们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师以前总对我们说，做人不能没有是非感，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是非感，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做乞丐的人就是缺乏是非感，因为在正常人看来是对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错的。
在他们看来是对的东西，在正常人看来肯定是错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我感受太深了，我跟那个老乞丐说这些，他一边嫌我烦，一边让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接我回去，他说，你这样爱问问题，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危险的，要吃亏的。
结果，我正在犹豫着想给家里打电话时，天津市开始清理整顿市容，我被带到了收容所，然后，被遣送回济南，这次我在外面流浪了四个月，也算尝过了做乞丐的滋味，我知道了人要为自由付出代价，而且，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现在觉得对不起爸妈，他们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原来不知道为什么总想伤害他们，一想到他们会为失去我而难过，我就忍不住要跑掉，是他们无条件的宠爱把我惯坏了，我总想恶作剧。捉弄他们，我是不是很坏的孩子？
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不会再次离学出走，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家对父母又感到烦了，忍受不了我就会跑，我想我已经很难管住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想学坏，我想当个既不那累又不那么坏的好人，真的。
采访者思绪：
与姚成交谈的时候，他的妈妈一直在旁边擦眼泪，这个30岁才返城自谋生路，好歹创下份家业的女人，看来实在是为这个儿子操碎了心。
可无论他们夫妻怎么的无条件服从，小心翼翼的照料，儿子的脑后还是一片反骨，这个迷恋流浪的孩子终于过了一把当乞丐的瘾，带着满身的尘土和黑瘦的面孔又回到了家，可他的心灵是否也落满了灰尘，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虽然他同我的谈话因为他母亲的在场显得吞吞吐吐，迟迟疑疑，可他流畅的叙事能力，清晰的思维定势却使我感受到他的聪明，做为一个16岁的少年，无疑他应该算是同龄人中比较成熟的一种。
显然，这种流浪的经历已使他更加早熟，社会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使他的本质显现出来，在许多选择中，他还是很明确的选择要做个“好人”，这对姚成父母来说该是多么欣慰的事情。
是啊，做好人又不累是许多人的愿望，问题是这种机会到底有没有。
姚成离家出走做了四个月的乞丐是回事儿，可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舒适的环境和父母无微不至的爱一次次远去，这更是一回事儿，对于我来说，我更看重后一个问题，虽然这有，久老生常谈，可我们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个并非话外的问号。
姚成的父亲我没有见到，他妈妈告诉我，丈夫在家烧儿子爱吃的菜，他知道儿子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久，肯定没吃过什么象样的饭菜。看得出姚成的母亲对儿子的归来有些喜出望外。她甚至没有责备儿子一声，只是不停的替儿子拽拽衣角，擦擦脸上的污垢。
已经长得比母亲还高的姚成显然已不太习惯这种抚爱，他的尴尬他母亲浑然不觉，这让我突然明白了姚成为什么与父母总要背道而驰，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这无疑是现在许多家庭存在的痈疾，父母呕心沥血为了孩子，孩子却总要做出让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举动，譬如几次离家出走，甚至16岁便已经有了做过乞丐的经历的姚成，这已经并非是传奇。
第十二章
坐在11层的办公室里，老板台后面的他透过茶色玻璃的建筑幕墙，俯瞰下面街道上如蚁的人群，他笑着说10年前做乞丐时用的手推车他还留着，那皇他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
——当过十年乞丐的今日企业家。
认识他是在一次企业家联谊会上，那一次到会的几十名大小企业家中，他50多岁，沉稳持重，一身乳白色的西装，浅灰的领带，得体的举止，惹得众记者频频与他接触，抢了不少风头。
我代表报社与他约好采访时间，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知道，在我自己创作的书中，他是一个撞上来的目标，他的经历谈得上是真正的传奇，说得通俗一点，他是真正的从乞丐到富翁。
但是，由于事情已过去太久，加之他本人的身份与原先已经有天壤之别，他虽然不并算讳言过去的饥寒交迫，但在称呼上他说自己以前是拾荒者，也就是捡过破烂，而且，一捡就是10年，当然，一开始从四川来到北京时，他是一路乞讨而来，我想这两者本来就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
乞丐通常意义上以要两种生活为生，一种是乞讨，另一种便是拾荒了，另外还有一种是顺手牵羊，所以，它们之间是很难有概念的清晰，索性就不去管它。
因为他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只能赶快的让他口述，我来实录。
“我今年正好50岁，是49年生的，所以，不用告诉你，你都会猜到我的名字里肯定有个”国“字，我们那波儿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名字。但是，我们这波人幸运的并不多，国家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因此，说吃苦我们最有资格了。
我老家是四川成都的附近，那是个盛产竹子的好地方，我们那里生产的竹器非常有名，但是，过去不准搞副业，所以渐渐的手艺人都远走他乡了，慢慢地没人会再用这种办法赚钱。所以，我们那里穷得远处有名。
我兄弟四个，我排行老大，理所当然的得挑起家里的大梁，所以，我一天书都没读。
七、八岁便跟着乡亲出去做贩盐巴和大米的生意，一直到16岁，我才第一次穿上了布鞋。
18岁我同几个兄弟砍来了竹子，回家盖了新的竹楼，砌了新的火灶，可是19岁我便被公安抓了起来，说我私贩盐巴，投机倒把，判了我七年徒刑，等走出监狱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家里的兄弟都用我当时留下的钱娶了亲，而我这坐过大牢的人没人敢嫁，我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乡，到现在再也没回去过。
我到了成都，可当时的人都保守的很。一听我坐过牢也不分青红皂白什么地方也不留我做工，我在街上奔波了几天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拾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吃。我那时还年轻，血气也旺，一心想找个地方做工挣钱发家，可是，那会儿是1975年，到处都是搞运动的人，经济也不发达，尤其是成都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为了填饱肚子，我开始捡破烂，收废纸，慢慢地赚了点钱，三年以后我回老家盖了竹楼，也娶上了媳妇，准备过安生日子。
可是1979年，一场大水使大半个四川省都受灾，我们那里成了重灾区，我新盖的竹楼在山脚下被冲得七令八落，媳妇在竹林里生下了我儿子，我们一家三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地，31岁才得子的我内疚得几乎要去死，我想我这个人真是没用。连老婆孩子都安顿不好，我还算是什么男人。
当时，媳妇和没满月的儿子，还住在部队的帐篷里，我便拿着一根肩担，两条麻绳走了，我要出去闯世界，直到我能给她们一个象样的家。
那一年四川到处发大水，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是灾民，根本没有人做生意，我又找不到事情做，连破烂也没得捡，我就是要饭也吃不饱，这时我听许多人讲，北京那地方有好大，在那里有的是活儿可以干，我把扁担、麻绳扔了，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火车票，从成都来到了北京，那是1980年。
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我水米未进，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便头晕脑涨，不知往哪里走好，我突然害怕起来，我一个外乡人，身上分文没有跑到北京来了，那时北京在我心里是最神圣最伟大的地方。
在火车站的角落里呆了两天我才敢试着往城里走，因为我已经四、五天只喝凉水没吃东西，我想就是要饭我也要到天安门去看看再回成都。
我那时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楼的不象个人样子，人人见了我都绕着走，我始终没有勇气走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怕警察怀疑我不是好人，把我抓起来送我回四川。
那时候北京管的也特别严，外地人很少有在这儿打工的，我问了几家建筑工地，人家都怀疑我的来历不明，不肯让我留下做工，我东游西逛的没办法蹲在墙角讨开了钱。
那会儿老百姓手里都没什么钱，每天讨个毛儿八分的刚刚够吃饱肚子，我想这下没指望了，如果这样讨下去，我讨到死也无法给老婆儿子一个交待，在北京讨钱我觉得自己是活得一点脸面也没有了，想想真是不甘心。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一天我无意间拣到了一辆几乎无法再推着走的小孩推车，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那只不过是因为长期不用，小推车的轮子全部生锈了的缘故，我高兴极了，三弄两弄便把小推车修好了，我想我要用这个推车来做点事，哪怕是捡破烂。
北京那时的治安很严，大街小巷白天根本看不到捡破烂的，我也不敢轻易上街。一般都是晚上12点以后，我才推着小推车溜进居民区去掏那些垃圾，因为天黑我什么也看不清，只得摸索着装一车回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才去装一车，一晚上推个三四车，然后，白天我就仔细的翻拣，能够卖钱的纸和玻璃瓶都拣出来，真正的脏东西全部扔掉。
好在我那时住在农民房里，出了门就是沟，剩下的垃圾我都扔在那个沟里，几年下来我都把那个沟填平了，你说我得掏了多少垃圾。
开始这事就我一个人干，可慢慢地见我赚钱了，有些乞丐便也开始掏垃圾，居民楼里的老太太发现了我们这些夜里的拾荒者，报告了派出所，我们便被警告不准再进去掏垃圾，反正，北京大得很，这里不让进了，我们再换个别的地点儿，这样我一干就是三、四年，钱是赚到了一点，可要是想回趟老家还是不行，我舍不得把钱交给铁道部。
这时北京已经改革开放了很长时间，经济也搞活了，市场也繁荣了，外地人也多了，什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