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母亲突发联想，将九岁的二妹与七岁的三妹叫过来说道：“你们也有这么大了，老在家里玩也不是事情，不如跟你们的哥哥去卖点草纸，也替家里赚点钱，贴补，贴补。”两个妹妹把这当件好玩的事，高高兴兴的拿了一些纸便跟我走了。我叫卖着香烟，她们叫卖着草纸，我把她们领到车站，合卖了一段时间，就分手了。好多挑夫把我叫过去，买上一根纸烟抽抽，很少买一包的，好不容易才碰上个买“老刀牌”或是“大前门”的。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三兄妹都回到了家，我卖了四百五十块钱，两个妹妹也各卖了十几张纸，二、三十块钱，母亲非常高兴，每人奖励了一小块糖。我也因为卖了好多钱而高兴，这样，我们一天赚的钱，也基本上够我们一天的花销。两个妹妹卖纸，三妹总是能比二妹多卖几张，三妹虽比二妹小，但通过此事说明三妹比二妹灵巧，以后两个妹妹又卖过几次茶水，且收益比草纸还好，而我又卖了几次烧饼，这回可有经验了，卖的不是那种红糖烧饼，而是白糖的园烧饼，这种烧饼看起来小一点，但人们喜欢吃它，也就好卖多了。母亲也自己动手做过一些点心卖，像猫耳朵、兰花根之类，头两次做得不太好，自己吃了一大半，以后做得好些，也能赚钱贴补一点家用。
一天晚上，大家正在熟睡，母亲把我从梦中喊醒，一翻身坐起，就听到外面雨点声刷刷直响，父母亲忙着收拾货物。我跳下床，也顾不得穿衣踏鞋，就帮助收拾。我们将货物装进桶内盖好，生怕被雨水打湿，因为那是我们的本钱，逃难的经费，是我们的命根子。货收拾好了，才顾得着来管我们的被褥和衣裳，但已经有很多被打湿了。我们在房内撑起油布，打着雨伞，还用脸盆接着漏水。
只怨我们盖房子的技术不高明。盖毛草蓬，房顶的坡度要尽量大一些，以便使雨水迅速流走，而不致房内漏水。我们忙了一整夜，到天明雨才渐渐停了，太阳又高高挂在天空。我们则忙着把昨夜打湿了的东西，拿到屋外去晾晒，这时屋内还在滴着雨点。真是外面下大雨，屋内落小雨，外面雨停了，屋内雨不停。我的鞋打湿了，没有鞋子穿，就只好拿卖钱的草鞋穿，从未穿过草鞋的脚，一穿它就打起了血泡，后来还烂了，但为了赚钱生活，可怜的我还不得不穿着它忍着痛，到街上去叫卖。
此外，在金城江，还发生了一起令我们全家难忘的事情：因为我们家的行李衣物，已在金城江那场大火中付之一炬，父亲为解决衣着，在地摊上买了两套旧的美军军服，一套是米黄色咔叽布料的；一套为咖啡色毛料的。时值九月，正是穿那套咔叽布料衣服之时，可没穿几天，碰上一队宪兵，他们质问父亲衣服是哪里来的，父亲告知是地摊上买的，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他们才确定父亲与偷卖军服无关，并允许脱下衣服了事，但不能让人赤裸着身子回家，故扣下证件，责令回家换衣服后再去赎回证件。
回后母亲非常气愤，认为收回去也是留着他们自己穿，便将那套咔叽布旧美军军服的所有内口袋全部剪掉，这也正好成了我家缝补旧衣服的碎布（的确那时我家一小块旧布头也难寻）。而另一套毛料的却给我们家带来了更大麻烦，1946年，父亲曾穿那套毛料美军制服照了一张“全家福”（见本文所附之相片），可在1969年“文革”中，就因为这张照片，硬说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挨整达3…4年之久，及至“四人帮”倒台后才得到平反。
这张照片既无领章，又无肩章，说明没有军衔，这怎么会是国民党军官呢？难道现今所有穿旧解放军服而无领章帽徽的人就都是解放军吗？这只能说明，“文革”时，一些人受极左思潮影响，无知到了极点。这算是我们在金城江的一段小插曲，也引来了这一段插话。我们在这一片瓦砾的金城江生活了一个多月，突然时局又紧张起来。十月初的一天下午，父亲去贩货还没有回来，我正准备上街去卖香烟，突然办事处派一名工友来通知我们：“你们赶快准备，马上撤退，今天晚上就搭车到独山去。”这时我们可慌了手脚，赶紧把没卖完的货装好，又忙着清行李，什么都搞完了，可父亲还没有回来，真是急死人。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见父亲慢吞吞的走回，一见此情形就知事态有变，也赶忙帮助收拾，麻烦的是，又进了一些货，货虽不多，却增加了逃难路途的负担。
晚上，我们将行李、货物送到办事处，装上了车，不过当晚车并未开，于是我们又带着被子回到我们自己搭盖的茅草屋内，睡上最后一夜。第二天，四点多钟母亲就把我们叫醒，又自己做了饭吃。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了由我们自己搭盖，陪伴我们经历了四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茅草屋，我久久的抚摸着那房柱，用脸贴着它，作最后一次吻别。这房子不用作任何移交，也不用上锁，也不知它明天的主人是谁，也不知这房子能保留多久。
到达办事处上了车，但不知什么原因，左等右等还不开车，一直等到下午六点，车才慢慢地驶离了金城江。这就是战乱年代，一切都没有了时间概念。还记得十分清楚，行车十数分钟，即过一座公路桥，桥那边是陡削的高山，好像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及至行到跟前，又有路让我们继续前进。
第六章 如此军队
汽车从金城江开出不久，天就黑了，车停在一个只有几家店铺的小镇子上，但店铺都关了门，我们前去敲门，全然不予搭理。在这黑灯瞎火的夜晚，既没有东西卖，又找不到水弄饭，只好饿着肚子睡觉。当时我们坐的车是没蓬的卡车，也没有真正的座椅，就坐在行李上，互相倚偎着。第二天起来，身上的衣服及搭盖的东西全都湿了，露在外面的头，也像被雨淋过似的，布满了颗颗露珠。也就是从这日起，我的二妹妹，就开始发烧、头痛、肚子痛，时不时还拉肚子，可是在这逃难的路上，又哪里去寻医找药呢？只有干着急。汽车在八点左右又开车了，车行一个多小时，又到了一个小镇，镇上有几个乡下人摆着小摊，我们每人喝了一碗糯米粥，算是慰问了一下肚皮。汽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一停就大半天，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趁此机会去找水喝，做饭吃，这样无规律的行车生活，过了好几天，我们的汽车才到了南丹。按现在的里程算，也就一百五、六十公里，可我们的汽车行驶了快一个星期，也不知汽车是怎么在走的。进入南丹镇，只见马路两边摆满了汽车，汽车上都坐满了难民，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像乱鸡窝，活像一群叫化子。马路上卖东西的人也不少。
我们的汽车，好艰难的才穿过了这长长的车队，开进了一个大草坪。草坪内搭着两个棚子，里面堆满了东西，这就是父亲工厂驻南丹的临时办事处。由于我们要在此地换车，所以要将我们的行李、货物全部卸下。后来父亲又打听到，需在这里等候两天才能有车，而这里根本没有房子住，于是我们就用简单的办法，将包行李的油布，搭了一个简易帐篷，当然不可能有床，地上铺上一点干稻草，全家八口就这么挤在一起。
安顿好吃罢饭，我感到无聊，就独自一人到马路上去转转，散散心。马路上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行来走去，好像来回搬家的蚂蚁。忽听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叫卖，我抬头望去，只见一卖饼的少年，好像我同窗共桌的好友，我迅速跑过去，果真是他，我一把将他抱起，两个要好的朋友，久别又重逢，格外亲热，他是广东人，但我们在一起，总是用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交谈，这是我们学校的通用语言。开始他见到我，似乎怪不好意思的，生怕我对他做小生意有看法，首先开言，解释说：“我做这一行，你该不会笑话我吧？不过我这也是被生活逼的。”他这是一种虚荣心作怪，其实他完全用不着向我解释，我马上对他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也干过这一行，可能比你还要早。”于是他放下了生意，陪我边走边谈，谈了离别后各自的经历；家庭成员的情况，最后他介绍了这饼子生意如何如何的好，建议我也试一试，能赚一天就算一天。我立刻同他分手，回家来与母亲商议。一到家，就见母亲在骂着二妹，责怪她把大便拉到了裤子里，其实母亲也只是骂在口里，却痛在心里，出于母爱，仍然替妹妹去清洗被大便污染了的衣裤。妹妹也可怜，一天拉好几次，有时不知不觉就拉出来了，人也瘦了，眼睛都凹进去了。
待母亲为妹妹处理完毕，我把刚才在马路上遇见同学及他做生意的情形向母亲讲述了一遍，并把自己希望去试一试的想法也说了，母亲满口赞成。随及我又将做小生意的那套行头搬了出来。向母亲要了一千块钱做本钱。这笔钱的数目可不少，相当现在买100个烧饼的钱，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因为同学告诉我，这饼子生意好做，每贩一次就多贩一点，不愁卖不出去，所以我也就大着胆子，多要了一些本钱。
走到街上，我找到了三家这样的店铺，原来他们是做饼干的作坊，现在临近中秋节，或是中秋节刚过，所以改做月饼，不过对我们这些逃难的来说，已无过节的概念，但对当地的人们，还是数着日子在过的，中秋节也还需要吃月饼，这是我国的传统、风俗。我与老板讲好了价钱，大月饼二十元一个，小月饼十五元一个，我的同学告诉我，我们卖月饼的时候，大月饼可卖三十元一个，小月饼可卖二十元，于是我用一千块钱贩了大小五十多个月饼。我从街上跑到行车的马路上，刚喊出几声。
“卖月饼，卖月饼！”
就有人喊我过去，要买我的月饼，真是太灵验了，他问了一下价钱，我按定好的价钱作答，那人二话没说，拿了十个大月饼就付了钱，不到一个钟头，铁箱的五十多个月饼就卖完了。一数钞票，连本带利变成了一千五百元，我赶紧又跑去贩饼，将一千五百块钱全数贩饼，就这么来回跑了四、五趟，钱就成倍的翻，到下午五点多种，商店关了门，我就回家了。回到家，我将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一清点，共六千多块，母亲真是喜形如色，满面笑容的说：“这生意太好做了，一千块钱拿出去，才大半天功夫，就变成了六千块，明天还去！”吃晚饭时，父亲回来，母亲将我赚钱的事告知，又得到父亲一番大大的夸奖。“真是个好孩子！才十一岁的人，就会自己找着去挣钱养家。”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拿了钱去贩饼，可今天贩饼的人就多了，排着长队，等了半个小时，才买到一锅，仅20个，这样排队等着贩饼，时间就长了，我赶紧到马路上将饼卖完，跑回家把父亲拉去一块排队，表面上我们是两家，第一次我可以贩两锅去卖，等回来正取父亲第二次排的一锅，这样就等于我和父亲分工，我卖饼，父亲贩饼，这样就可多赚几锅的钱。
一次，我背了一箱饼正在叫卖着，一个军车司机把我叫了过去，他要买饼，但他不问价钱的拿着就吃，他吃一个，我心中就数记着一个，一共吃了五个了。他似乎故意吃得很慢，五个月饼大约吃了半个钟头，我估计他是不打算给我钱了，故意拖延时间，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开口向他说：“老总！请你给钱我，让我走吧！我还要到别处做买卖。”“怕老子吃了你的东西不给你钱吗？”司机恶狠狠的回答，“先生！老总！因为你吃的时间太长了，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到其他地方多卖几个钱。要知道，我们做小生意的赚几个钱不容易，请行个方便。”“你他妈的小子真啰嗦！”接着就是一个耳光打到了我脸上，我毕竟是一个小孩子，这一记耳光我使我“哇”的一声哭开了。事也凑巧，我父亲刚好路过，见此情形，跑上来问清原由，父亲说了那司机几句，说他：“不应该随便打人！”“更不应该欺负小孩子！”后来经过路人的劝解，那军车司也就照付了一百五十块钱了事。这件事使我永远铭刻在心，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挨耳光，这是什么军队，吃了老百姓的东西，不仅不给钱，还动手打人。后来，母亲也参加做生意，烧茶水卖，兼卖金城江的剩余货物。此时，几乎全家人都投入到做生意养家的行列。
也是在这小小的南丹镇，还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
一日，我正在这马路上卖着饼子，只见从金城江方向开来了好多好多的军队，我无法来形容他的数量，我只知道是我一生中见到军队人数最多最多的一次，队伍从早上到下午，过了大半天。所过军队的门类也不少，前面有装甲车、汽车、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