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强忍着痛，跑了二十多里，到了一个村落，这村里有好几栋砖瓦房。打听得前面这个检查站的军部就设在这里，军长也在此，于是我们的汽车就在这里停下，公推三名代表去军部告状，父亲又是代表之一。过了一个钟头，父亲他们回来了，后面还跟来了几个带红十字臂章的救护员，他们将司机及头部受伤的恶汉抬了去，父亲则留在车上给大家讲述刚才谈判的情形。
他说：
“首先我们告诉军长，我们是四十三兵工厂的员工，并向他简要介绍了刚才发生事件真相，还告知他的部下，拿了我们的东西，并打伤了我们的人。我们还声明，即使是我们没有停车，也应该先朝天鸣枪示警，绝不能首先向人开枪，以至使我二人受伤”。这位军长倒还不错，未作任何辩解，就一应承担处理，并马上赔笑的说：
“咱们都是同志，你们在后方生产军火，我们在前方打击敌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应该互相帮助，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实在对不起你们，我一定查实严肃处理。对于被打伤的伤员，赶快抬来救治。此外，我相信你们也饿了，就请你们全车的人，在这里吃顿便饭。”
“他这一席话，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至于吃饭，我们考虑要赶路，也就婉言谢绝了。”
其实，我倒觉得，这是那位军长明智之举。我想，他对其下属的抢劫丑行，应该早有所闻，正因为他治军不严，才导致今天这事件的发生，如今不设法将这些人的嘴封住，让他们到外面去，在报纸上那么一抖落，或是到上面去参他一本，那他这军长的宝座也许就坐不成。
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位代表扶着包扎好的司机回来了。上得车来，两位代表对那恶汉的妻子说道：
“你丈夫的伤，伤着了头脑，失血过多，伤势很重，必须在此休养一段时间才能走，若现在就走，在路上一颠，继续出血，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反正他留在这里，有人护理，不会有什么问题，过些时，有所好转，我们再来接他。”
可是那恶汉的妻子不放心，坚持要把她丈夫抬回来，同她一道到贵阳去。这样，又得有劳三位代表，再跑一趟，去进行联系。
又过半个小时，三位代表回来了，后面跟了一付担架，抬着被打伤的恶汉，那恶汉头上缠满了绷带，现在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伤兵。
三位代表手里都拿着东西，父亲手里提了一块盐巴（在贵州，盐很乾贵，多半都是吃的岩盐，一大块一大块的，当地人叫盐巴）。另一代表，扛了一袋米，大约有50斤，还有一名代表，则提了一大块肉，约十多斤，通红通红的，据母亲说，这是马肉，马肉比牛肉粗，不如牛肉好吃。
下面首要的任务是为负重伤的恶汉腾出一大块地，好让他平躺下。虽然他以前对我们是那么凶狠，但此时此刻，看他那幅可怜相，父亲母亲和我，都不计前嫌，赶快腾位置帮助整理，以唤醒恶汉的良知，教他记住，在自己顺利和得势之时，也不要仗势欺人，人总是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许通过此事，他会感到内疚。
一切安排妥当，司机又忍痛开车了。开车后，父亲又向全车人介绍了刚才这次联系的情形。
“这位军长真好，一切按我们的意见办理，完了，又再一次请我们吃饭，看来是真心诚意，我们回答要赶路，不吃了，他就命令下属送来了这么多吃的东西。”
当然，这一点点补偿，相对我们全车损失，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的汽车又爬山涉水，大约走了十里，于下午三时许到达了贵州贵定。汽车要在此停比较长的时间，于是我们下车来，找了一家卖饭的摊子，去解决肚子的问题，餐馆我们进不起，而饭摊对我们这些逃难者来说，已是一种享受，认为他的饭菜已经够鲜美。我们全家七口人，把个小摊围坐得满满的，成了我家的专席，五升米的一笼蒸饭，被我们吃个精光，所剩无几，连老板看了，也大吃一惊。
吃罢，我们又回到了停车的地方，只见那恶汉的妻子和母亲在嚎啕大哭，哭得是那么伤心。这时，我们即刻意识到，是那恶汉已经死了。本来头就受了重伤，失血过多，再加上一颠，继续出血，哪有不死之理。
这时的我，既对这两个妇女的痛苦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那恶汉的死，又觉得是上天给他的报应。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命里注定。假若他们不上这辆车，继续步行，也就没有这件事情；假若他不仗势欺人，不那么凶，不把别人当靠椅躺着，而是直立而坐，不就是另外一种情形；若是她们听人劝，受伤后留下治养，也就不会遭此悲惨命运。
后来，我们得知汽车要在此过夜，我们又再次上街去找旅店，找遍了几条街，连加铺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再回到汽车上来，准备在汽车上渡过一夜。此时，那恶汉的尸体还摆在车里，因为他是司机的亲戚，所以谁也不敢提出异议，于是我们这一家子就只好与死人睡在一起。这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有些心悸，而对于我们这群小孩子，其恐惧心理，真无法言比。
这一夜，我一直做着恶梦，梦见了老虎，梦见了狮子，还梦见了恶鬼，醒来时，冷汗淋漓。
第十一章 汽车被“友邦”十轮大卡撞翻
在贵定与死人同车共眠了一夜，次日早早的就醒了，没有洗脸漱口（已经习惯了），就到小饭摊上去吃饭。饭间，大家谈论着我们的司机，昨日他被打伤后，又忍痛坚持开车行驶了一百里，这已很不容易，经过昨夜，现在情况不知会是怎样的。
大家正想着说着，只见同车的两人掺扶着司机来了，看他那愁眉苦脸，咬牙切齿的神态，就知道疼痛难忍。伤痛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日还可以忍受，第二天就叫痛的要命，我们的司机坐进了驾驶室，靠在那里哼叽叽，看来我们的汽车已无法再前进。
过了约三个小时，谁也想不出一点办法，我们的司机是绝不能开车了，可又找不到谁来代替，因为这里的汽车不是那么好开的，这里的公路路况是非常非常的险，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敢来接替，大家只有干着急。一直等到中午，只见一位四十来岁的陌生汉子，围着我们的汽车徘徊不定，后来他才上来问及：
“你们的车是否去贵阳，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上来挤一挤。”
这时，车上立刻有好几个人回答，
“车倒是要去贵阳，但我们的司机的腿受伤了，车走不了啦！”
“我会开车，可以帮你们把车开到贵阳去，不过得允许我带上件行李。”
大家听了，由忧转喜，可是，我们的司机对他不太相信，有些犹豫，后来司机问了他很多开车的技术问题，他都对答如流，说明他是一个内行，这才同意，但总不如我们熟悉的司机那么放心。经过一番考核，我们的汽车就在这名陌生的司机驾驶下，驶离了贵定。
贵州高原，崇山峻岭，公路蜿蜒曲折，似一根白色的回肠，铺放在那沟壑至山顶。汽车盘旋攀升，时常要拐十八道弯才能完成。有一处叫三十六道弯和七十二道拐的路段，可见此处公路之艰难险情。在悬崖拐弯处，竖立一块木牌，下面画两根交叉的骨头，上面再画一吓人的骷髅，叫你见了就胆战心惊。汽车爬上山顶，回过头来再遥望那后续的车辆，像一个个缓慢爬行的壳虫。再从山顶望向山谷，有好几十丈深，假若司机的技术不精，或稍有疏忽，就会掉进万丈深渊，碎骨粉身。汽车在这种公路行驶，使我们的神经也绷得特紧，心也似乎悬在空中。
我们还时常看到翻车，不过翻的多半是些军用十轮卡车，翻成十个的轮子底朝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司机对这里道路不熟；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自持是军车，开得过快和过猛。
特别是那些美国司机兵，他们自持是救世主，开得更凶，更猛。他们认为他们的十轮卡车结实，不怕撞，照着你撞，把你的车撞坏了，也无动于衷，即使是将车撞翻了，撞死了人，也全然不予理睬，就扬长而去，我们的汽车就遭到了此种厄运。
我们的汽车正在一盘山公路的急转弯处行驶，右边是山，左边是悬崖峭壁。突然，从后面开来一辆军用十轮卡车，也不鸣笛，就加足马力超车，我们的汽车还来不及躲让，就被它挤成90度倾翻。
我清楚记得，那天爬坡时，我还正在欣赏山下回旋的公路，突然那辆十轮卡车一过去，我不知怎么就到了地上，接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米袋压在了我背上，可能是同速度之故，也没轧伤我哪里，我把它推开爬了起来，这时我已意识到，我们的汽车翻车了，我赶忙跑过去察看情形，只见母亲躺在地上，“哎哟！”“哎哟！”的哼着，我知道一定是哪里负了伤，同时我又看到六弟满脸是血，把我紧张得不知怎么样，我赶紧叫喊：
“爸爸！快来！六弟满脸是血。”
父亲迅速跑过来，抱起了他的第六个儿郎，我这才缓过神来，问母亲伤着了什么地方。原来当母亲意识到正在翻车时，马上想到的是她怀抱中的六儿，她怕自己的身体压着了他，于是用手去撑地面，就这样使右手腕骨折了，六弟虽没被母亲身体压着，但一个轮胎轧到了他的头上，擦破了一大块头皮，故血流满面，此时，父亲也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我家其他几个成员的负伤情况，五弟只擦破了点皮，对身体无妨，四妹负伤多处，有的青紫，有的破皮流血，伤势算轻度偏上，父亲、三妹和我安然无恙。了解了全家的的伤情以后，首先将母亲扶起，送到靠山的一块草地上坐定，然后将四妹、五弟也安顿到这个地方，父亲就守着照顾受重伤的六弟和母亲，我和三妹则收捡散落的行李。这对一个十一岁和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件繁重的劳动，已经是十一月寒天，但我仍汗流夹背，汗水湿透了衣襟。
这次翻车，全车压死一人，重伤十二人。压死的那人，是司机的助手，他刚取完垫木，跳在驾驶室右侧踏板上站立，而车正好向右倾覆，将他压在车下，不幸死亡。他真死得冤枉，他若在取完垫木后坐进驾驶室，顶多被撞伤，而不致于被压在车下，现在谁也无法动他。
但这名司机助手是为我们全车人而死的。在贵州高原上行车，当爬坡时，常要一个人跟随车旁，随时准备垫垫木，一旦车上不去，迅速将垫木垫在后轮子下，不能让车向后滑，否则滑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死得伟大，死得光荣。
还有一件怪事、巧事，那个被颠死的恶汉，又被压在了车底，因为他已是死人，故未计算在死伤之列。若换另一个活人坐在那个地方，恐怕会造成我们更大的伤亡。
这次翻车，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的车是翻向了靠山有块平地的一边，若是在悬崖那边翻车，那就一定会掉入万丈深渊，一个也休想生还。清理完现场，各家自成一堆，没有欢笑，山间回荡着一片哎哟的哭叫，怎么办，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待，等待过路车捎个口信，去请求救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救济总署的吉普车，这正属他们管辖范围的事，父亲将其拦下，向车上人简要介绍了我们翻车的经过和伤员的情形，请他们到贵阳后，设法转告我们工厂，请求派辆车来援救。
又过了两个小时，从我们前进的方向开来了一辆载重为一吨半的有蓬车，因为都是工厂的熟人，一看就知道是来接我们的。即问“为什么没派辆大车来，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运走？”
“大车全派到外地去执行任务去了。”
这个车只能容纳十几个人，所以最后决定，凡是受了重伤的人坐这辆车到贵阳去救治，其他人则只好留在这里等下一辆车来再行。母亲、六弟、四妹属重伤之列，先上了车，但考虑到母亲右手骨折，无法照顾弟妹，故决定我也挤上去帮助照理。又因为我们家现在只剩下一床被子，而父亲、三妹、五弟还得在这露天待一些时日，而且谁也说不清他们要在这待多久，被子只好留给他们，我们四人只带一床毯子走。临走，父亲再三叮嘱我，并叫我到贵阳后，去湘雅路湘雅医学院找我的姑姑，她会给我们帮助。
车开了，我向父亲、三妹和五弟挥手告别，这是我们逃难五个月以来，第一次亲人分离，尽管时间不会很长，但也有那种难舍难分的心情。
黄昏时刻，小车进了贵阳城，街上不太热闹，大概这是处在偏僻小街上的原因。车在街上转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口停下，半圆形的拱门上，镶嵌着“西湖饭店”四个大字，工厂办事处就租用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