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男工因工伤流血过多需要输血，车间领导动员大家献血，张艺谋也献了二百毫升的血。
我又一次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陈凯歌写的介绍张艺谋其人其事的《秦国人》和不少文章都提到过我为张艺谋放弃了上大学的事，这的确是事实，但细节上多少有点出入。
“文革”中，大学从一九七二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很想上学，可当时规定要有两年实践经验者才能报考，我不够资格。一九七三年我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连成绩都未公布，只录取了几个有门路的人。我憋足了劲，一九七四年又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还是一个样。到后来经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折腾，使上大学几乎全成了靠基层“推荐”。我失望、灰心，把心中的苦恼说给张艺谋听。他先是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向他提过上大学的事，继而他心情沉重，说：“你为什么要去上学，现在的学校你又能学到什么？学三年，三年之后会成什么样子，到那时我们的关系肯定就完了。”我听了他说的话很惊讶，愤愤地对他说：“你怎么这样想，简直是胡说，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如果你能上大学，我一定会很高兴，根本不会有什么其它想法。”他神情更加忧郁，说：“这不是你主观愿望想要变，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你想，你和你的同学们朝夕相处，共同语言多了，不由得你不变……”我虽然很生气，但也感觉到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他怕我离开他，这还是叫我挺感动的。看到他那副痛苦的样子，我心软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自私，只为自己一时上不了学痛苦，而没有替他想想。我思前想后，想不了少，最后对他说：“你别太伤感，我不去上什么大学了，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一九七五年，又到了大学招生的时候，车间里分到了一个名额，是上海交大铸造工艺专业。车间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去，但我还是把发给我填写的表格送了回去，表明我不再想上大学，我说留在车间里一样学技术。对于我的出尔反尔，车间领导挺惊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为了张艺谋而放弃了这次机会。
放弃了这次机会，没能上大学我不怨张艺谋，因为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现在后悔的并不是失掉了这一次上学的机会，而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我没有果断地决定去报考，这才是我终生的遗憾！
记得一九七七年大学招考前夕，厂大门口张贴了一长溜高校招生的简章，那么多院校，那么多专业，有些院校和专业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我一下子感到祖国是那么大，心情既激动又舒畅，想上学的念头又从心底被搅动起来。我开始作复习功课的准备，但是不久我的热情便减退了，张艺谋那痛苦的声音时时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忘不了我对张艺谋的承诺……，我又一次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地震成全了我俩的姻缘
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去了一趟北京。去北京一是想让张艺谋增长见识，二是想让他和我姐姐一家接触一下，以便姐姐出面和父母谈谈，让我们的婚事顺利订下来。
那真是一次闪电般的旅行，节奏之快令人难忘。一到北京我们两人就买了月票，因张艺谋只有十一天假，所以十一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跑出去，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姐姐和姐夫笑我们说：“这哪是玩乐呀，简直是玩命，是疲于奔命！”张艺谋大小伙子一个，体力好不觉得什么。我连续跑两三天后就有点吃不消了。每天早上起床时浑身上下每一个骨节都疼，头沉得怎么也抬不起来。但总觉得张艺谋时间有限，这种机会难得，就硬挺着陪他到处转，生怕漏掉一个可看的景致和去处。那些天虽然很累，可我们非常愉快。我们拍了许多风景作品，这也是我们来北京的目的之一。我在张艺谋的指挥下，有时在风景照片里当点缀，有时拿着树枝在镜头前作近景，有时撑着衣服为他的花卉特写镜头作背景或衬底，我们的兴致高极了。
我们也逛商店，我们出入的大都是照相器材商店。那时我们根本没有钱买，只是进去看看，一饱眼福。不知转了多少这样的商店，最后只花了不到十元钱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在前门大栅栏一个照相器材门市部买了一个塑料显影罐；另一件是在一个商店里两块钱买了两只处理的大玻璃啤酒升。张艺谋说这玩意可以冲胶卷，代替显影、定影器皿，比用碗方便得多，也科学得多。
经过十一天的奔波，张艺谋拿着他那些宝贝，兴高彩烈地回西安去了。我却疲乏至极，在姐姐家躺了十来天，度完一个月的假期才回到厂里。通过这次接触，姐姐和姐夫对张艺谋象很好。姐夫也爱好摄影，他们认为张艺谋很有才气，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的姐姐也因此受了罪。她的儿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也就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唐山震后，北京震感明显，姐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两张火车票，两口子顾不了坐月子的许多禁忌，千里迢迢到了西安。
我在兴平一接到家里的信，说是姐姐来了就急忙赶回西安。一家人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深夜。临睡时，姐姐凑近我低声说：“张艺谋来过了！”我吃了一惊，以为姐姐在开玩笑。因为张艺谋一直坚持说：“只要你父母不同意，我就不去你家。”他改变想法了？姐姐笑笑，轻声说：“你姐夫去找的他，别看你姐夫老实巴交，办事还挺能，一找就找到了。”姐姐还告诉我说：“前一个星期天，张艺谋买了一只鸡拿来，放在门口就走了，真是个犟小子！”
听了这些话，我很感动，觉得张艺谋平时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倒挺会来事，也挺会关心人，还知道姐姐坐月子需要营养呢？我脑子想着他一摇一晃的身影。他大概把鸡放在门口，头也不回就走了，走得大大咧咧，晃晃荡荡，那样子一定很可爱。
后来，张艺谋陪我姐夫去临潼，爬华山，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张艺谋还把他近几年中拍摄的较好的作品拿给姐夫看，姐夫和姐姐都一致认为：“拍的真不错，的确有才气。”他们两口子不断在父母面前说张艺谋的好话，劝说我父母。最后，两位老人终于同意了我与张艺谋的婚事。没想到唐山地震这个自然灾难倒使我因祸得福，成全了我和张艺谋的姻缘。
投考电影学院
一九七八年张艺谋打听到北京电影学院要招生，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积极做着准备。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兴奋而紧张。我千方百计地到处给他借书，帮他整理材料。张艺谋精心地裱糊好许多硬纸板，把自己拍摄的好作品收集粘贴成册，并详细地将每一张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五月份他利用一次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把这本册子带到北京去找招生的老师们看。那几个老师把张艺谋的作品传着看一遍，都面露喜色，非常欣赏，说：“从来没有见到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一问年龄就直摇头。张艺谋那年已二十八岁，摄影系最大年限是二十二岁，他已超出六岁。这些老师都是搞专业的，作不了主，他们对张艺谋说，他们向学院反映这个情况，建议他先返回西安，等待西安考点的招生组去。
来西安招生的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张艺谋也极热情。他们都很欣赏张艺谋的摄影才能，却又为校方不能放宽招生年龄而替张艺谋惋惜。他们对张艺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主动表示要尽力帮助他。老师们还到过陕西省文化局，反映了张艺谋的情况，向他们竭力推荐张艺谋，请求他们帮助张艺谋，使他能发挥才能。谁知对方反而嫌这些老师多事，当面顶了回去说：“你们好好招你们的学生，少管这些闲事。”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个小青年，一个叫王进，现在在西安美院搞摄影工作；另一个叫吴俊，现在在西安晚报当记者。当年他们都很佩服张艺谋，把他当老师看待。结果这两个小青年都拿到了准考证，张艺谋却因年龄关系，连考场都没能够进去。王进人踏实、勤奋，基础也不错，张艺谋认为他有希望，就把自己所知所会尽数教给他。我说张艺谋：“你自己连考场都不能进，还好为人师。”张艺谋深沉地说：“这次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如果帮助王进考进去，那以后我求他在学校里帮我借些好的摄影书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这些书籍，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听了他的话，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哭，说道：“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是“老三届”高中六六级的学生，酷爱摄影。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报考志愿表上填写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他终于没能上成学。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国家急需人才，破格录取也有先例。他要我们快点准备。我和张艺谋真是万分高兴。张艺谋接连干了几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实，又给黄镇部长写了封非常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写好后马上就寄了出去。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黄镇部长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艺术家。周末经常请一些老画家、老艺术家到他家里作客，白老先生就是常客。当王涤寰把作品和信交给白老先生后，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秘书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经过研究考虑，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他走后，我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他终于要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当我第一眼看见他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高兴的表情时就猜着了八九分，但还是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行吗？”他笑着说：“当然行了。”在与他相处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坦然愉快。
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由衷地为张艺谋的入学而激动，也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时候，我和他相爱；在他内心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和他相亲。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
当时我们厂和国棉八厂的许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对我们婚姻前景的担忧，但我心中异常坦荡。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我们的结合是这种爱的必然结果。
张艺谋也非常气愤一些人的庸俗之见，为了表示他不变心的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来到兴平，我们领了结婚证。
我做了一件大事
在热烈的气氛中，张艺谋走上了他崭新的人生之旅，我虽然不能和他陪伴在一起了，但我总是远远的送去我的祝福，原先是一位恋人的祝福，如今是一位妻子的祝福，我的一颗心也在隆隆的列车声中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