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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女儿出世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三十二岁，这在医生眼里已列入高危产妇，医生几次试图给我做剖腹手术，可妈妈总是认为自然生产顺乎自然规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剖腹。就这样，我在一切听其自然的心情下，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后来张艺谋告诉我，他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当别人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代表青年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
会后，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起名字。提了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军钊说：“今天是四月一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三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说也奇怪，从打末末出生以后，张艺谋在事业上就开始步步上升，连连获得成功。
末末四十天时，张艺谋回来了。他是趁《一个和八个》从河北外景地转往宁厦外景地的途中下车来看我们的。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多日来的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会抱，想模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傻样子，我心里真是惬意极了。
没想到第二天末末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急忙将她抱到医院去看，大夫怀疑小孩有心脏病，还问我们双方家里有无心脏病史，建议住院观察。我和张艺谋一听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办了住院手续。
张艺谋在西安只能呆五天时间，遇上了这事，他非常着急。每到下午探视时间，他早早就来了，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过了两天，末末的烧退了。医生也确诊她不是心脏病，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末末这次住院给张艺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之后，他再次回家之前，都要在来信中嘱咐我：“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他越来越自信
张艺谋要去陕北拍《黄土地》了。定时告诉我，西影要放《一个和八个》，他已和张子良（《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编剧）说好，到时通知我。我心里高兴极了，为自己终于能看到丈夫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自豪。这两年他在外面风风雨雨，艰难奔波，不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吗？我早一天看到他的作品，就能早一天体会到他的苦乐。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张子良来告诉我说，晚上西影放映《一个和八个》并说好他在厂门口等我，带我进去看。我随张子良顺着楼梯往三楼放映室走，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一个和八个》，因为那天下午厂里已放映过了一场。
张子良把我领到放映室的座位上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我坐在椅子上，虽然竭力作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耳朵去听别人的议论。
“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有人问。
“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应当刮目相看了。”另一个人说。
“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那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我后面的—个人激动地说着。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不知不觉就放映完了。放映室的灯刚—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大家对影片的肯定，因为营业影院里没有这种习惯，还以为西影的人都文明，对每部片子都采取这样礼貌的态度。
那天晚上，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脑子里老出现那—幅幅油画似的电影画面，似乎感觉到了张艺谋拍这个电影时憋的那股劲，下的那些工夫。我虽然说不出这个电影好在哪里，但我喜欢它，由衷地喜欢它。
张艺谋拍完《一个和八个》回家来时，带了一个剧本，我看到了就随手翻了翻。
“你看了这个剧本后，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问。我一时答不上来。
“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说完他自己笑了。
“噢，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的分镜头剧本是四个人共同讨论的，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何群、肖风他们困得去睡了，他和张军钊还在谈。一会儿张军钊也支持不住了，就说：“艺谋你把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些记一记。”往往是他们三个都熬不住，去睡了，他却还在苦思冥想，写着分镜头剧本，这个剧本他付出的最多。有好多后来大家评论有新意的场次转换等等，都是他提议的。通过这次验证，他对自己在电影方面的能力建立了信心。
我也感到，张艺谋在任何事上都越来越自信。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默默地有了要当出色导演的想法。
三色气球
一九八四年春节，张艺谋因拍《黄土地》要去北京。当时末末只有几个月，我不能远送，就陪他到汽车站。一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保养好身体，把末末带好，孩子有病要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去医院看，等等。我心中不免有些凄凉，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知道他也是为了事业去拼搏。在这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谁不愿意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
走出胡同口，远远看见一辆汽车就要到站，他赶快跑去是能赶上的。我心里更是一紧，他立刻就要离我而去了，真不愿意让他走，但又怕他误了时间，犹豫了一刹那，还是强忍着说：“你赶这趟车还能来得及。”他没有动，还是和我并肩缓步往前走，说：“不急，等下一辆吧”。我欣慰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的心情也和我一样。
走到车站，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嘱咐我。每次他走都是这样，出门时一定要把嘱咐过的话再反复叮嘱一番，似乎不这样他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喜欢他这样，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太少了，能多听听他说话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突然，他把肩上的背包交给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干什么，他已跑到马路上了。我极力在猜想他去干什么，是看到了熟人？还是想买什么东西？车到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提着他的包往后退了几步。等车开走，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三个色彩鲜艳的氢气球，已走到马路中间了。他跑过来对我说：“给末末买的。”
“你真是的，末末还不到一岁，哪会玩气球呢！”
我一边笑着，一边接过气球说。
“当然不能给她抱在手里，那样我还怕崩着她呢。把这三个气球拴在一起，松开手它们就会飞到天花板上，让末末躺在床上看色彩和形状”。
他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气球往家走，一路上我不停地抬头看这三个气球：红、黄、蓝，如果这个红色的是我，这黄色的是末末，把这蓝色的就是他，这三色气球正好象征着我们三口之家，他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想的。想到这些，因分离而凄凉的心情也就好多了。
末末果然很喜欢这三色气球。没过几天，氢气渐渐跑光了，气球再也飞不到房顶上去了，我就把它们拴在末末的小童车上，让她随时都能看到它们。
以后，每到过年，看到路边卖氢气球的，我就会想起那属于我也属于我们的三色气球。然而，那只不过是记忆罢了。
我上班后，仍然代三个班的英语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只好把末末托管在别人家里。每天早上由那位阿姨来接，末末一见她就嚎啕大哭。我坐在屋里听着末末的哭声从三楼到二楼，又从二楼到一楼，响彻整个教师楼，随后横穿校园，渐渐微弱下去……我的心整个儿都碎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让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过了四十天，我和未末都支持不住，病了。我形如枯槁，末末严重的营养不良，小脸蜡黄，牙床因充血而肿胀起来，嘴都张不开。正巧张艺谋的母亲来看我们，一见我们俩这样大吃一惊，连连叫着：“这样还行，孩子都失了形，人都成这样还上什么班，快跟我回去。”不由分说，去校长那里请了假，我带着末末又回到了西安，去医院一检查，末末的血色素只有7克。
我们回西安没多久，张艺谋他们也到西安来给《黄土地》录音乐。尽管大多数的时间他还是忙他的事，不回家，但我总觉得有了主心骨，心里踏实多了。
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份，我带着末末同作曲家赵季平一起去了北京，在这之前，张艺谋来信说，《黄土地》已在北京放映了几场，反映强烈，震动很大，他们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做，所以还需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带着末末去北京与他相聚。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北京。
这时，张艺谋、陈凯歌、何群正忙着拍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强行起飞》。这是给空军拍的一部片子，反映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上，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为了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空军的实力、接受党中央的检阅，在天气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危险强行起飞的经过。
在这次工作中，张艺谋认识了空军高政季的女儿高力力，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力力是个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带点男孩子味道的女子，她与人谈话、交往表现出来的豪爽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和可爱。她从陈凯歌和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没地方住，就把甘家口她家原来住的两间房子借给了我们。我们就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那天要从姐姐家里搬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到甘家口，陈凯歌带着《黄土地》组的几个人来帮忙。他们从五楼上一件件往下搬东西，上上下下许多趟。当时我姐姐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很清苦，没有闲署的被褥，就从床上抽出两条被子、褥子给我们。这些干净而破旧的被褥和用具，对我们过日子是再适用不过了，可在外人面前我又怕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凯歌似乎理解这一点，说：“俗话讲，‘破家值万贯’，置个家不容易呀。”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
《强》剧完成后，张艺谋没什么事了。而这时《黄土地》的反响很大，他和陈凯歌合计着想趁这个热乎劲儿，再拍一个情节片。为了工作方便，张艺谋让陈凯歌天天来我们临时的家里商讨剧本。我当时最发愁的就是给客人做什么吃？我和张艺谋每天都随便煮点面条下肚，对客人这样怎么能行？可陈凯歌并不在乎，碰上什么吃什么，吃得也很高兴。张艺谋爱吃面，为了不单调，我只好在面条上下工夫。今天是麻辣面，明天是炸酱面。那天我做卤面，陈凯歌看我把生切面放在炒好的菜上焖，很新鲜说：“面还可以这样做”。面熟后，他吃着连说：“好吃，好吃。”有一次包饺子，只准备了两个人的，没想到陈凯歌要来。他进门看见案板上摆着的饺子，说：“哎呀，肖华这饺子包得好。”我不好意思笑笑，知道这是客气话，没想到他还对他妈妈说了，后来我去他家，他妈妈还说：“听说你饺子包得不错，过年来我家过吧，帮我包饺子。”
在甘家口住的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个新朋友罗雪莹经常来。张艺谋告诉我说，罗雪莹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他们通过陈凯歌相识。罗雪莹给我的印象很好，她对人亲切，既没有电影圈里的那股高傲味，又不失文雅大度。她每次来总是评论电影，谈电影界中的事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一些电影圈内的事。
有一大晚上，罗雪莹来访，说某作家有一个写好的本子，是写对越反击战的，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热情地把该剧的大致内容讲述了一遍，并说她向这位作家推荐了张艺谋，希望张艺谋接下这个本子。张艺谋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戏我拍不一定能拍好，这个本子不太合我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