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嘉问之于宗泽、曹友闻。曹友闻以邺周唇亡齿寒，周亡，三佛齐则可全力攻邺，因许之。
庚午，仲琪自凌州还，言注辇国使者于乙丑至凌州请和。
先是，朝廷置凌州军器院，试造火炮两门。仲琪以与文焕有旧，乃自请说之，欲得一门。至凌州，乃知注辇国以十万之众，劳师远征，既不能胜，则惟礼虽倾举国之力资之，亦不免困于粮草补给，其大将乃欲求自全之策，遂遣使议和，请朝廷赦惟礼之罪，以三佛齐王归国，令金洲各国两属之，既为宋臣，亦为注荤之臣。
文焕、薛奕以注辇国劳师远来，若纵其归巢，则日后难制。若欲一举歼灭，则力有不及。乃谋缓兵之计，欲令其众进退不能，坐困穷途。乃设骄辞辱其使，文焕又以榜文送诸国，讥注辇“萤虫之光，遂敢与日月争辉”云云，笑其不日必将引兵还国，殆笑天下。意欲激怒之，令其攻周，文焕以注辇虽众，而周旬月不可下，乃以周为饵诱之，待东北信风息，则其欲归国而不得矣。
柴远闻之，言注辇必兴兵破周、邺二国以泄愤，乃星夜归国。
二月，三佛齐将伽罗引兵至新邺城外五十里，旌旗密布。宗汉大恐，问策于诸将，宗泽以为疑兵，乃遣郑裕、士更率部击之，遂大败伽罗。士更，宗汉次孙也。
是月，注辇、三佛齐合兵攻南邑，柴远乃请若讷弃南邑城，以若讷率部众居海船中，以熟知水道之水贼操舟，不与辇、佛水师交战，善用地利，避其主力，袭其虚弱，一战成功，便即远窜。又以三千私奴为北奴军，皆擅骑射，利劲矢，能坚忍耐苦，柴远遂自领之，每与辇、佛战，来去无踪，西至监蓖，东至詹卑城，所过剽掠，人畜无遗。注辇、三佛齐求战不得，反坐受其困。若讷又牒定海诸城城主，令其率众袭扰三佛齐腹地，劫掠落单船只。
己亥，柔嘉、宗泽乘詹卑空虚，率众破詹卑城。柔嘉下令纵兵劫掠，纵火焚城而回。
注辇诸将以久战不利，东北信风将息，师老于外，恐有覆没之忧，乃谋挟惟礼归国。惟礼阴察之，大惧，乃率水师奔金洲南岸。金洲有大山东西纵贯，天险难逾，南岸岛屿密布，故惟礼乃率师匿于斯。
三月，置水师、造火炮。
是月，注辇诸将率军西归。文焕、薛奕率军追之，宋辇水师战于细兰海，薛奕以火炮两门置座舰甲板，号“无敌战船”，发十余弹，中注辇战船一只。又发以猛火油、霹雳投弹诸火器，焚注辇战船数十。两军激战竟日，至日暮，暴雨，文、薛乃引兵还。此役，夺注辇战船三十余艘，击沉数倍于此，而虎翼军亦损战船四十余艘，千余将士殉国。而邺、周之厄亦解。
柔嘉闻周国复营南邑、西郡，柴远置火器、海船监，凡于火器、海船造作有一技之长者，不惜高官厚禄，务要延致。乃建言，邺国偏居一岛，无火器、海船，无以立国。宗汉遂令柔嘉置办水师、营造火炮、火统。
四月，惟礼遣使至新邺，乞代上奏状，陈情谢罪。
五月，周国公柴若讷至新邺，迎老弱归国。柔嘉遣使据彭加山，设彭加监，令岛上居民，纳锡、胡椒以抵赋税。又遣使至各蕃部，令自詹卑以东至海，诸部族皆为邺国臣民，并定各部赋税。
是月半，柴远破哥罗富沙，置来远郡。又遣兵破监蓖，置临海郡。蓝无里国人俱，称臣于周。
十月，宗汉疾作，薨。遗表请以长子仲琪继邺国公之位。柔嘉乃率部至柔嘉县，开府设官，训练水师。
初，柔嘉离京，帝以手指地图，划金洲最东之一隅为柔嘉县，以赐柔嘉。至是，邺人乃称柔嘉县为“东都”，军国之政，皆白东都乃得行，仲琪拱手而已。
是月，朝廷诏至金洲，赦赵惟礼之罪，仍许其为镇海侯，以詹卑周三百里地为其封地，奉三佛齐之祀。其余之地，悉归邺、周两国。
〔①“即满喇伽。今马六甲。
第二十章 关河迢递绕黄沙（一之上）
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大鸟，始终是不详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积极推广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流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也必须每年跟着他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敦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浚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说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年遣使祭祖、**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海外之凌州与金州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分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朝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是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