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赤帜”，待之薄了，不仅让朝中支持变法的大臣寒心，而且也会让人误会国策有变。所以给王安石一个什么样的官位，便成了大问题……
这时候听到石越的禀奏，赵顼亦不觉点头，两府的宰相们，也算是煞费苦心了——这是既不给王安石实权，面子上又做得好看，侍中的地位，还在左右仆射之上。那什么王安石“年老多病”云云，自然是说得好听的借口。
石越见这时候司马光也已经恢复过来，皇帝又点了头，这次觐见，原本便是为了王安石的新官职，事情既然已经说完了，便想腾出点时间让赵顼多休息会，因道：“陛下既已恩许……”
“子明且慢。”石越话方说到一半，不料便被赵顼打断了，“侍中、侍中！朕以为……”赵顼一边踱着步，一边沉吟着。
石越见皇帝的意思，竟然是对拜王安石为侍中好象还不太满意，一时间不由也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在官制改革以前，侍中往往当成恩宠要致仕的宰相的一个虚衔，但就这样，也是极少有人能享受这种尊荣的。而在官制改革以后，这还是头一次准备拜侍中。而且，这一次，“侍中”还并非是做为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句号出现。
但皇帝却好象还不满意，皇帝到底在想什么？
皇帝倒没有让石越猜太久，他很快停住了脚步，说道：“侍中到底只是用来优宠元老重臣的，朕这次复召王安石，是欲司马公、子明能与之同舟共济，共谋国事。两府军国重务，皆要先商议而后施行。若以侍中而得以参预政事堂会议、枢密会议，恐招言官议论，且又为后世开个坏的先例，朕想……”
皇帝的话说到这里，石越与司马光已是面面相觑。皇帝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他不是想要王安石当个“常备谘询”的高级顾问，而是想要王安石当一个不管具体政事，但对所有军国大事都有发言权、影响力的宰相！
果然，便听皇帝说道：“朕想……以王安石为侍中兼平章军国重事。”
石越看见赵顼热切的目光，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平章军国重事”，他倒是一点也不陌生，太上宰相嘛！原本他也不在乎多不多一个“平章军国重事”出来，在政事堂，他也只是次相，不是首相。其实以他的资历威望，就算只当个参知政事，在政事堂说话一样份量十足，一样可以主导国策。问题是，对于王安石的执拗与不妥协，就算过了十多年，石越还是感到后怕。
但他却没有立即反对，反而几乎是习惯性去看司马光。石越心里很明白，在这个非常时刻，只要司马光反对，皇帝就绝不会坚执己见。
司马光脸色也有点难看，但他望了石越一眼，沉默了一会，却抿嘴顿首道：“陛下圣明！”
石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见皇帝的目光移过来，他脑子一个激灵，一瞬间好象明白过来，连忙跟着顿首，道：“陛下圣明！”
“那好，便叫王安石明日觐见罢！”
离开福宁殿后，石越因奉了旨意，也不去尚书省，辞了司马光，出宫后，便坐了马车，往王安石暂住的驿馆驶去。一路之上，石越不停地回想着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司马光竟然会容忍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实在是让石越大为震惊。应当说，在本质上，司马光不是一个不通权变，不肯妥协的人，虽然有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使得他即使在妥协之时，身段也显得不够柔软，作风略显生硬，但是，司马光并不是天生的“司马牛”。对于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品格，历十几年的了解，石越还是较有信心的，他平素较担心的，便是“君子们”不肯妥协的群体性格，相当一部人非白即黑的线性思维。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有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而现在，很显然，士大夫们又一次让石越意外了。的确，依然有些人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线性思维，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怎么样进行必要的妥协。而且，他们更加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司马光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司马光愿意接受与新党共存之事实！意味着司马光愿意与王安石尝试携手合作！
这一切，石越不是理所应当感到高兴吗？
石越的理智告诉自己应当高兴，但是，他的脸上，他的心里，却无一丝欢快！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司马君实已经明白，新党一定会存在，吕惠卿的教训告诉他，与其将新党交到别人手里，还不如交到王安石手中……
也许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私下里已经完全恢复友谊……
也许是……
石越愿意为司马光找出一千种理由，但他心里却非常明白，这些绝不是主要的理由！
他记得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平淡，平淡，但却让人觉得其中有着没有说出来的千言万语……
石越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司马光之所以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理由就是因为他石越！
不必过多的寻找理由来自圆其说，石越的直觉，便能确信无疑。
一方面，司马光力荐石越为右仆射，与他通力合作，绝无半点保留；一方面，司马光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也要防范石越……
看起来是如此矛盾，却偏偏就是事实。
旧党是无法接收新党那接近一盘散沙却不可忽视的残余势力的，王安石成为平章军国重事，至少可以阻止这些人投向石越。
不过，石越也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去劳神猜测司马光的用心，也已经没有意义。
哪怕只是为度过眼前的危机，石越也需要司马光的支持。再也不能搞党争了！
石越使劲摇了摇头，便觉马车忽然停了下来，只听到车外侍剑唤道：“相公，驿馆到了。”
石越“唔”了一声，侍剑已掀开马车的门帘，石越躬着身子，方探出头去，便见驿馆之外，车马辐辏，排在驿馆外面的马车，足足有一宋里之长。这些马车，既有由河套骏马牵引、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也有用骡子牵引，极其简陋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是骑驴代步……所有这些车马骡驴，将驿馆前面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此情此景，令石越亦不由得苦笑，却听侍剑在旁边笑道：“相公，驿馆的大门关着呢！”
石越闻言，忙远远望去，果见驿馆的大门紧紧闭着，显是王安石在闭门谢客，但门外前来谒见的官员士子，却并不肯轻易死心。这也难怪，自吕惠卿辞相出外，虽然暂时没有巨大的人事变动，但朝中新党官员无不自危，人人都担心旧党借机清算，将新党全部逐出汴京。王安石尚未抵京，新党中便已经是谣言四起，人人都将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这位前宰相的身上。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官帽，自然也不是王安石闭门谢客，便可以令他们打道回府的。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吩咐道：“侍剑，去把我的名帖递进去。看来，我们只能走过去了。”
王安石站在驿馆客厅外的阶梯上，望着石越，心中不觉百感交集。十年时间！十年之前，他并不曾想过，此生还有多少机会再见着石越。十年时间，也可以让许多恩怨看淡——在十年前，他怎么敢奢望司马光亲自写信请他复出？！这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改变了太多的人。
今日的石越，比起十年前的石子明，也发生了许多难以形容的细微变化。王安石第一眼见着石越，便已感觉到石越身上的这种改变，但是他却也很难说出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也许，是石越的气质，越来越象一个宰相，真正的宰相！
一瞬间，王安石突然心里一阵酸楚，他情不自禁不住地想起了自己的爱子王雱，如果王雱还活着，不知今日又会是何模样？
石越也远远地望着王安石。相比十年前离开汴京之时，王安石的须发已然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更深更多了，他的头发与胡子都显得有些凌乱，不修边幅的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但从精神来看，王安石却比司马光要好得多。他的眼神依然咄咄逼人，令人不敢直视；当他站在石阶上，尽管身着常服，却仍能令身边的人们全都变得黯淡无光，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
“石越拜见荆公！相公别来无恙？”离着石阶还有三四步远，石越便已远远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阶，双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别来无恙！”
石越直起身来，注目王安石，叹道：“国事如此，岂得谓‘无恙’？！”王安石一愣，却听石越又笑道：“不过今日能见相公身体安康，却是国家之幸。”
却见王安石摇摇头，正色道：“子明这却说错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国家之事，正要多倚赖子明与君实。”一面说着，一面将石越请进厅中。
二人在厅中叙了座位坐了，这时候驿馆官吏早得侍剑吩咐，上过茶点后便不敢来打扰，石越的几个护卫也在门外侍候，厅中除王安石与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侄子王防与侍立在石越身边的侍剑。
待王防又给石越见过礼，便听王安石微微叹道：“益州之事，某其实难辞其咎！”
纵然是石越料想过一万种开头，也万万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话竟然是自责，他惊讶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却听王安石又低声叹道：“吉甫无它，但性急耳。熙宁归化之策，吉甫当年也曾经写信询问过我的意见，国家向西南蛮夷用兵，开拓疆土，本是熙宁以来的国策，这十年来，官军屡战屡胜，恢复灵武，此太宗以来第一功业——南交、大理，本属中国，亦自当混一，谋划西南，那是万世基业，原本也是良谋善策。当时天下无论贤愚，大抵以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议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以为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此处，王安石抬头望着石越，苦笑道：“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道：“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材，但朝中君子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深，子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点头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出这些话来，那也全是出自内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又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己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无不中允，又对我道：‘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出，绩效未显，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然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到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美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材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听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