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笑道：“今夜真是巧遇了。”口中说着，目光却被两人身后的凛冽寒光所摄，不由自主的脱口赞道：“好宝剑！”郭、何两人不由相视一笑，何畏之将那剑递与石越，郭逵笑道：“这确是柄难得一见的宝刃，子明公好眼力！”
石越方接过剑来，便觉此剑沉重，剑锋冰凉，似能砭入矶骨，一股寒意由然而生，端详那剑，却又与平日所见皆不相同，剑锋扁圆，竟若针状，四面有锋，犀利异常，颇有些象分水刺的形貌，但剑身狭长，比寻常宝剑还长出几分，剑尾部饰有华丽的流云纹理，如凤凰一翼展于剑侧，为这看来冰凉嗜血的利器平添了些许华美意味，但剑柄似乎不过为寻常乌木，黑沉沉的并不起眼，只是年代看来已颇久远，其上所饰花纹古朴特异，亦非中土所有，剑柄通体微削，下端内旋，宛如雄鹰垂首，握于掌中，又是另外一番感觉。石越此时阅历无数，但这样一柄奇特的剑还是头一次见到，只觉手掌微动，剑身便有银光流泄，耀人眼目，其锋锐处竟教人不敢轻触。
“这便是真腊蕃剑？”
“如假包换。”剑铺的掌柜早已见着石越一行进来，这时忙凑过来打躬笑道：“这位官人，小店在这熙宁蕃坊，也是有名有号的。这真腊蕃剑，斩金断玉，削铁如泥，整个汴京，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不信，您问这位何将军——真腊蕃剑只要能运到汴京，用了几天，便哄抢一空了。这一把剑，是小店的镇店之宝，并不敢卖的。官人要是看得满意，留下定金，待到下一批剑到，小人便将剑送到尊府上。”
“你还敢饶舌，我的定金在你这里放过多久了？这剑倒是什么时候能到啊？”何畏之佯怒道。
“何将军，这事急不得。”掌柜的赔着罪，笑道：“一来这真腊蕃剑，便在真腊国，也是宝物，宝剑不易得，要到真腊国换来这等宝贝，没那般容易。再来，将军也知道海上风高浪险，十艘船出海，倒有五艘回不来。碰上天气不好，船在港里几个月都不敢出去。官人们是富贵人，不知道这出海贸易，都是以命博钱，寻常人只见着一夜暴富，不知道多少倾家荡产，将命都丢了——不过，要不是这么难，哪里显得出这剑的珍贵难得呢？”
南海航行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石越见过市舶局的报告，凡在各市舶务登记过的海船，每出海一百船次，便有三十八船次因各种原因葬身海底——这还是折平了比较安全的宋朝与高丽航线的数据。海船水军也有近二成的失事率。对于这个数据，石越并不意外，要知道，南海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海域，而直到耶元十六世纪，每一百艘从美洲运金银前往西班牙的船只中，就有四十五艘被海盗或风暴击沉；一直至十九世纪，海难的数据依然达到三成到四成二。这三成八的失事率，已经充分证明了薛奕的工作卓有成效。因此，这个掌柜的所说的话，虽有夸张，却也基本说的是实情。
却见郭逵摇摇头，取出两张百贯的交钞，递给掌柜，叹道：“可惜这宝剑蒙尘，白白放在这里做样品。定金二百贯，剑到了后，送到吴起庙旁边的郭府。”
那掌柜的却不接定金，又欠身抱拳，连连赔罪，笑道：“这位官人见谅，若是缗钱，二百贯也够了。这交钞，却要三百贯。”
石越听到郭逵一直说什么“宝剑蒙尘”，显得心事重重，已是留意。这时候听到商家收定金，交钞居然比缗钱要多收一百贯，顿时大惊失色，几乎叫出声来。
却听那掌柜的又笑道：“剑到了后，自然马上送到尊府。只是还请官人体谅小的们，每柄蕃剑，按缗钱五百贯算，若要用交纱，只能随行就市，看送剑那天的行情。”
郭逵听到这话，默默望了石越一眼，又掏出一张交钞，递到掌柜手中。掌柜的千恩万谢着，开了张收据，递给郭逵。
石越本来也是想给侍剑等几人买几把的，这时候听到交钞在商行之中，已公然要“随行就市”，心里顿时百感交集，哪里还有半点心思。只听郭逵在旁说道：“子明公，未知可否借一步说话？”石越苦笑着点点头。郭逵又道：“此处并非说话之所，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吉庆酒楼，还算清静，不如……”
“便去那里吧。”石越瞅见郭逵神情郁郁，更不知他要和自己说些什么，更是心烦意乱。而郭逵也是心事重重，何畏之却不便多说什么，众人出了李记剑铺，竟是各怀心事，只是心不在焉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几句闲话，一起朝吉庆酒楼走去。
好在那酒楼并不远，未多时便到。众人将马交给酒楼的伙计看管，要了间清静的院子，郭逵与何畏之的伴当都留在了院外，侍剑与石越的护卫们想跟着进去，却被石越拦住，笑道：“有郭大人与何将军在，你怕什么？”侍剑这才想起这两人也不是等闲人物，憨笑着留在外面。
石越与郭逵、何畏之进了雅室，待店家上了茶酒果子，郭逵便令店家全部退下，注视着石越，苦笑道：“子明公可知道我上表请求率兵平乱之事？”
石越愕然看着郭逵。
却听郭逵叹道：“我上了三封奏折，都被留中。今日皇上召见我……”他抓起酒盏，自顾自地倒满，一饮而尽，长叹道：“我真的老了么？我亦能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执锐……我真的老了么？大丈夫未立尺寸之功，岂敢言老？！”他自斟自饮，连喝数杯，说到后来，竟已是老泪纵横。
第三卷 《燕云》 第四章 书生名利浃肌骨（三）
“仲通，大丈夫建功立业，未必要在疆场。”
“我一生之愿，是马革裹尸，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郭逵摇头泣道，“星星白发，生于鬓垂；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石越默然将盏中之酒一饮而尽。何畏之端起酒壶又给石越斟满，又缓缓给郭逵与自己满了，放下酒壶，双手捧杯，直身道：“石帅……”
石越见他神态，已知其意，端起酒盏来，苦笑道：“莲舫之意，我已理会得。”
“还请石帅成全！郭公若得为帅，下官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替朝廷荡平所有叛夷！”何畏之睥睨道，“恕我直言，下官未知大宋还有何人，胜得过郭公。”
石越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郭逵未必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但是王厚自军制改革开始，便倾心归附于他，纵然其父王韶对军制改革一直极为冷淡，但王厚却是始终热心地支持。其后直至伐夏，石越暗中支持、提拔王厚，而王厚对石越亦十分尊敬、服从。他与慕容谦其实都是西军青壮派将领中亲附石越派的代表人物。加意提拔重用西军中的青壮派将领，乃是石越既定的策略。郭逵虽然也是坚定地支持军制改革，但他却毕竟只能算是石越的盟友。更何况，石越已经与吕惠卿达成了妥协。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替郭逵说好话。
“仲通乃国朝名将，若能以仲通经略西南，朝廷可高枕无忧。”石越委婉说道，“然圣意既定，只恐某亦无力回天。”他叹了口气，转向郭逵，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依我看，只怕是圣上已有方略了。再者，若仲通出外将兵，兵部之事，又当属何人？”
郭逵本来对石越还抱着一丝侥幸的期望，这时候听见石越婉拒，眼神顿时落寂下来，默然又喝了一口酒，涩声道：“子明不必为难，一切皆是命中注定，不可强求。”
“仲通不必灰心，天下事并未抵定。西南夷，只是小仗而已。”石越言不由衷地劝慰道。
郭逵听到此言，嘿嘿干笑了两声，自嘲道：“只怕我等不到朝廷北伐之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亦是朝廷之福。若用一个六十有三的老将为帅，岂不让人笑话我大宋无人？”
石越听他发着牢骚，劝亦不是，不劝亦不是，只得低着头默默地喝着酒。
为了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相位，吕惠卿在局势不利、政敌虎视之下，不仅没有投子认负，反而爆发出了更大的能量。会见石越的第二日，吕惠卿借着在崇政殿讲经的机会，在讲完一篇《礼记》后，便向赵顼说起了平定西南夷叛乱的事，他激烈地批评了枢府的效率低下，向皇帝陈叙了先天晚上石越向他说过的方略，并且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为益州路经略使、副使。为了让自己的举荐更有力，吕惠卿特意说明了这是他与石越商议的结果——换而言之，便如石越所料的，吕惠卿故意将自己拉下了水。吕惠卿的举荐无疑在无意中迎合了皇帝想要重用、培养年轻将领的心意。王厚与慕容谦的战功与履历，都足以让皇帝信任。而吕惠卿提出来的平定叛乱的方案，赵顼将李宪先前的建议加进去后，也并无冲突。皇帝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平定西南夷的叛乱，解决这个让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的麻烦——尤其是他觉察到这个麻烦，很可能会影响他朝中脆弱的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党争之时。
又过了一天后，皇帝分别召见了石越与李宪。石越承认了吕惠卿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并且再次极力举荐王厚与慕容谦。而李宪也肯定了王厚与慕容谦的能力。从私心来说，李宪与王厚在西北的合作还算不错，但是，熙河、秦凤的宋军，都是王韶留下来的最嫡系的部队，李宪虽然曾经是王韶的监军、副将，节制这些部队并不成问题，然而王厚的迅速升迁，借着乃父的威名，却不可避免地让熙河、秦凤方面的西军将领隐隐分成李、王两派，既便是李宪并没有刻意要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意图，这也绝非是李宪愿意看到的局面。本来李宪还担心以王厚为经略使会带走自己部下的精锐部队，但是他委婉从皇帝口中探出吕惠卿与石越的策略是从各军中抽调部队组建新军时，便放下心来，在皇帝面前大力夸赞着王厚的才华。
皇帝素来信任李宪，征询过李宪的意见后，赵顼便几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无论是从惯例还是谨慎的考虑，他都必须再询问枢府的意见。
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枢密使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的宰相们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但即便如此，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身为尚书左仆射的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却不能不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行为。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文彦博对于皇帝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托过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所以，赵顼对于文彦博的行为，内心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优容三分。然而，这种优容并不能平息他心里的恼怒，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而且完全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而且，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大宋朝廷中坚决支持变法的一派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或明或暗的批评，让赵顼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