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七年二月初二……”耶寅喃喃的道,在这个迅速成熟起来的年轻君主面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秉常重复了一遍,忽然侧首向身后的耶寅道:“不,今天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
“是!今日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耶寅跪倒在地,声音哽咽地重复了一遍。
“我要到景宗皇帝的陵前,向他谢罪,也向他盟誓,终有一天,我还将带领我们的子民归来,祭祀列祖列宗的英灵!”
虽然暮冬刚过,冰雪才消融不久,但大夏王陵前的春草已经生发,错乱的布在苍凉的黄土地上,虽然稀疏,却也是象征着新生的希望。
秉常远远勒住马,然后脱掉靴子,扯开束发的冠带,就这样在群臣的注目之下,跣足散发地踏着初春的寒冰,一步步走向大夏国最伟大的君主夏景宗李元昊的陵墓,然后重重的跪拜在前代君王的墓前,他将脸埋在黄土之上,用自己的嘴唇亲吻着那泥土,似乎是想永远的记住这土地的滋味。
“景宗皇帝英灵为证!不肖子孙秉常在此向列祖列宗发誓:我们必将归来!”
第二卷《权柄》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二卷 权柄 尾声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座酒楼内,两个中年男子正对坐浅斟,坐在东首的男子约摸三十来岁,面容削瘦白净,模样虽不能说英俊,但一双眸子却是深遂得似是见不着底,端端正正坐在那厢,便自有一种从容华贵的气度,看起来是常居人上者,却又绝不似王孙公子之浅薄,倒象是礼绝百僚的大丞相。只不过此时,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似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与不甘,虽然极力掩饰,但毕竟还是流露出些许来。与他对坐于西面的,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胡子,神貌清奇,举止极是豪迈洒脱、倾荡磊落。二人边喝酒边倾听歌妓弹唱着这曲《清明日独酌》,一曲弹尽,便听那大胡子笑道:“王元之的气度,总是小了几分。功名余事,大丈夫有甚‘闲恨闲愁’?”说罢,有意无意瞥了东面的男子一眼。
那歌妓听他此言,抿嘴笑了笑,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当下素手微调,改了一首曲调,漫声唱道: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碧深。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一曲唱罢,向着大胡子敛身笑道:“石学士的这曲《满江红》,未晓官人怎生评点?”
那大胡子戏谑地看了一眼东首的男子,哈哈大笑,道:“石学士的词固然是极好的,只不过这笔酣墨饱、苍凉悲愤之声,还须得关西大汉来唱……”
东首那男子听到此言,却是猝然咳嗽数声,一口酒水全喷在衣襟上,一脸狼狈地望着大胡子,尴尬地跟着干笑,察其形色,倒似是做贼的人被当场抓赃了一般。
那大胡子见他这般神色,既觉诧异,又觉好笑,一时忍俊不住,笑得前仰后俯,连那歌妓也不禁捂着嘴,轻笑不已。
便在这当儿,从窗外楼下传来一阵铛铛地敲锣声。那歌妓是久历红尘的人,生怕东首那男子羞恼,此时正好趁机解围,笑道:“这两个月大相国寺说书的李秀才病了,换了他儿子唤作李十一郎的,也是不中举的秀才,竟不料是个说书中的状元,说得比李秀才强过十倍,每日听他说书竟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会正是他在敲开场锣呢。”
那大胡子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道:“不过是些神神鬼鬼、因果报应,不过亦足以激励世道人心罢了。”
“官人这回可是说差了。”那歌妓眼波流转,嫣然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却非是因果报应之事。”
“那也不过是说三分罢,终不过三分实七分虚,虚妄不可信。”
“官人又猜差了。李十一郎说的,亦不是三分。”
“哦?”这回不仅大胡子,连东首的那个男子,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须知当时说书的艺人甚多,但要么是说些真假掺杂的历史,要么就是说些神神怪怪的故事。
那歌妓见二人神色,不由得掩袖一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皆是本朝之事。便是去年,熙宁十四年,石学士如何讨伐西夏,夏主如何举国西迁,吴镇卿将军如何至贺兰山勒石而返——这种种故事,京师说书人不下数十个,皆各说各话。奴家也曾听过一二,其中荒谬不可信者,十事中只怕有九事。惟有这李十一郎,虽操贱业,却有班马之志,所说之事,合情合理,虽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是不违圣人之教,强过他人百倍。”
大胡子似是被她勾起了兴致,移了移身子,笑道:“一个说书的,如何便说他‘有班马之志’,又说他‘不违圣人之教’?只怕是言过其实。”
那歌妓见他不信,笑道:“奴家听说过班固马迁,是世之良史,能秉笔直书,继圣人之遗志,使乱臣贼子惧。那李十一郎虽在市井之间,却能摭采事实,宣讲朝廷平西盛事,不涉褒贬而功过自现,虽未必能藏之名山传之千古,但其心其志,若依奴家看来,却是与班马无异哩。”
这歌妓所说之话,原本并不涉及忌讳,但东首那个原本一直微笑的男子,脸色却突然间黯淡下来。大胡子的笑容也变得不那么自然,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手中的酒樽,若有所思。
原来这两个男子,都是大熙宁朝赫赫有名的人物。坐在东首的那位,便是曾经以一介书生而领兵伐夏,收复兴灵平夏数千里江山的石越,如今官拜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枢密副使,熙宁朝之中,无论是声望、功绩,皆无人能比。而那个大胡子,却正是执熙宁朝文坛牛耳的苏轼苏子瞻。
便在一年之前,也就是熙宁十四年,在军的攻击下,夏主秉常兵变成功,尽诛梁氏,夺回政权,然后便开始断然举国西迁,前后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沿途付出惨重的代价,终于到达沙漠中的黑水城。西迁途中,除了要面对种种自然灾害之外,一路之上,还不断有贵族煸动叛乱,甚至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偷偷跑回去向朝投降,最终,出发之时包括妇孺老幼一共约二十余万人口,到达黑水城时,军民全部竟不足十万。括检还控制在西夏手中的河西走廊之甘州、肃州、瓜州、沙州,西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兵员不过七万而已,其中精兵竟不过三万余人。对比最盛时西夏精兵五十万的国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但这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因为禹藏花麻在兴庆府大布疑阵,军直到寒食节后,才由侦骑获知兴庆府已经人去城空,只留下一名使者手持秉常向朝皇帝的谢罪奏章等候军的到来。而此时,最后一支西迁的队伍,早已经翻越贺兰山了。
虽然种谔与吴安国磨刀霍霍,准备深入大漠追击西夏人。但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军事冒险计划,却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终不得不宣告夭折。
与此同时,帝国却在南方开始了另一场可以用“冒险”来形容的计划。
在罗氏鬼主与何家堡的帮助下,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乞弟之乱。但这过于轻易的胜利,却也让大朝廷对其军事实力的信心,极度地膨胀起来。
熙宁十四年五月,皇帝颁布诏令,益州路、黔州路、广南东西路,所有羁縻州县,逐渐皆要改为普通州县,由朝廷派遣官员治理,原有知州、刺史,皆不再世袭,而代之以相应的勋阶世袭。并且同时要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
同时,在荆湖南北路、福建路,将山中蛮夷纳入编户齐民,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条件。
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的,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
他们的理由都是相同的,而且非常有道理。
当年身为枢密副使的曹彬平江南,以功绩来说还在石越之上,但是太祖也没有封他为枢密使,只是赏钱,荫其子。而仁宗朝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回朝后亦不过是枢密副使。后来议者以功太薄,终于封他为枢使,结果却间接害死了狄青。
所以,如果皇帝想为了石越好的话,枢密副使便是保全之意。
于是,赵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拜石越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赏钱四十万贯。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皇帝不用担心石越名爵过甚,吕惠卿暂时将石越拦在了尚书省之外,文彦博、司马光认为保全了石越,而石越也避开了功高震主之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枢密副使与枢密使,也没甚么本质的区别。
然而,朝的事情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宰相、枢密使说了算的。就算石越没有意见,满朝的大臣们,在野的士子们,却未必没有意见。
敕令颁布当天,为石越鸣不平的奏折便在通进银台司高高垒起;朝所有的报纸,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石越叫屈。
更为过份的是,甚至还有人写信劝告文彦博与吕惠卿应当避位让贤。
文彦博把写给自己的这些信一笑之后,全部烧掉。但是吕惠卿却是一笑之后,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赵顼!
赵顼被彻底激怒了。
他将所有为石越叫屈的谏官全部贬出汴京,又以事涉军国机要为名,禁止报纸议论此事。然后连颁十余道诏书,把一些为石越说话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顷刻之间,许多的官员眼见风向不对,立刻摇身一变,开始攻击起石越来。一个“朋党”的罪名,眼见着就要扣在石越头上。
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越几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熙宁十四年五月起,直至熙宁十五年,七个月间,他只得一直闭门谢客。除了朝参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枢密院的事情都不敢过问,更遑论什么“改土归流”!
好在赵顼并不是真的想把石越怎么样,加上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百般维护,到了熙宁十五年正旦,皇帝又加石越太子太傅,他总算从这场风波中渐渐缓过来。但直至此时为止,石越依然只是一个挂名的枢密副使。对朝廷中事,不过是“备咨询”而已。
但是,其实一年以来,上表为石越鸣不平的声音,要求拜石越为相的声音,在朝在野,都始终不绝。特别是在大的民间,无论士民,对于石越,更是始终在为他抱屈。此时那歌妓所说的话,其中所指,看起来委婉,其实却是已经再直白不过了。
“只要莫说我家的狗头上生角便行了。”石越在心里叹息一声,历此一事,他对于狄青当年的那种惶恐会甚深。以狄青之英雄,何至竟惊惧而死?难道狄青是贪生怕死的人么?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家人挚亲罢了。因为自己而连累到自己的妻儿,若是曹操那样的枭雄,自然不值一提;但如狄青这样的英雄,却又岂能不惧?石越其实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事到临头,还是觉得仿佛自己便如一片落叶,被狂风卷着,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的抱负,想着苦心经营的一切,竟也常常感觉到彷徨与无力。
他不敢再由着这歌妓说下去,须知一个不小心传扬出去,一个“怨望”的罪名便逃不掉。当下笑道:“理这些事做甚,人生如朝露,转瞬即过,须得及时行乐。子瞻即将北行,某不才,便以此阙为子瞻饯行,”说着举箸击杯,高声歌道:“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苏轼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