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自己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但是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是因为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陕西安抚使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是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尚无反应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望着眼前扔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己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么?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价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倩静静的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升,陆佃也被排挤出局,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西京评论》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的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倩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更加激烈的火上加油,她的性子,不会来指责我,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的观点,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的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倩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既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不可小视。”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倩眉毛一挑,用断然的语气说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助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吗?须知,《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擅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倩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如果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倩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己而降敌么?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亮。”
“官人谬赞了。”王倩装腔作势,玩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倩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倩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战死,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倩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倩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倩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己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六典》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
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凭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
一个人如果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么?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么?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么?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己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么?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的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不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大,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力!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么?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么?”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石越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