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辈早先把人类从约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样。
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一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这些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至今仍未为人们所忘记。圣西门极力主张国家应把资本借给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起作用的合作社。傅立叶提倡把社会改组为各有16O0人和 5000英亩土地的小的合作团体即“法郎吉”。欧文通过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纳克改变为一个模范村、通过在印第安纳建立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的“新和谐”村而赢得广泛的注意。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
马克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德国犹太人，24岁时就当上一家激进报纸的编辑。他在一些国家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之后，终于在伦敦定居下来；在伦敦，他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工作了30年，为其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收集资料。这部著作对后来历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著作中的三个基本学说是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观念。
1848年，马克思与其终身的朋友和捐助人恩格斯合著了《共产党宣言》；他在这部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将唯物史观概述如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例如，古典世界的奴隶经济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政治状况——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和奴隶所受到的束缚。它也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由于奴隶的劳动，少数人能够闲居，能够致力于文化。
阶级斗争学说也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最好的概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座迫者，……进行不断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关于各阶级具有相冲突的利益的思想就马克思说来并不是新的。但是，马克思的新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正是通过阶级斗争，人类从一种社会结构转到另一种社会结构。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说，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封建领主的利益相对立，因此，他们领导了最后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的基础。就未来而论，马克思确信资本主义将让位于社会主义，他的确信是基于他的第三个主要学说——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例如，一片树林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如果将树木砍倒、运送到工厂、锯成木材、制成家具，那么，这最后的产品就由于其中所耗费的劳动而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家具出售的价格高于该家具基于劳动的价值，出为价格中还包括了资本家所需要的利润。这意味着提供劳动的工人以工资的形式收到的报酬实际上低于向消费者所索取的价钱。马克思论证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唯一致命的弱点，因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这将导致生产过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消费不足；这种消费不足起因于不充足的工资所造成的不充足的购买力。因而，结果是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将由社会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不再存在购买力的不足。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写下自己的著作以来，事态的发展并未遵循他所预示的明确的模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穷人没有变得更穷，相反，工人们变得愈来愈富裕，因而也就愈来愈满足于现状。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学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已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其原因可在马克思学说的性质和吸引力中找到。首先，这些学说给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觉，使他们确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马克思主义还使工人们行动起来、富有战斗精神，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已证实：要赢得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不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帮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最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国际的阶级联系而不是强调对国家的忠诚，给全世界工人以四海一家和团结的意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不仅是理论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动家和组织者。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不过，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有许多因素可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意咪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处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工人们久乐于接受现状。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二国际的口号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是“鼓动！教育！组织！”
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听认为的是马克思的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皆分裂成“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向，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确实，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竞争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任何政党拥有更多的席位。而且，力量大小不等的社会党简直已存在于整个世界——存在于中欧、俄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奥斯曼帝国、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中国和日本。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数成员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有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实际上，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起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了第三国际印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我们以后将考察俄国共产主义政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活动。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如今，许许多多人生活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无数的人生活在共产党的国家里；共产党国家的庞大的宣传机构天天宣告马克思的预言很快就会实现——资本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此，很显然，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已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就其推动力和普遍的吸引力而言，可与民族主义相匹敌。
（二）优势的影响
在考察了使欧洲能在19世纪支配世界的三大革命以后，我们现在转向这一支配过程本身。我们将确切地分析这一支配是如何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首先考察欧亚地区，因为欧洲的影响在时间选择和扩展方面有着某种明显的格局。
时间的选择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它解释了——比如说——为什么俄国在中国或日本以前很久就感觉到欧洲的推动力。第二个因素是当地居民、特别是当地统治阶级对西方所必须提供的东西的态度。例如，彼得大帝的强烈的西方思想保证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能较早地渗入俄国，而中国和日本的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则有助于它们在19世纪后半世纪以前一直将西方的影响排斥在国门之外。第三个因素是当地社会的力量和团结。凡是衰弱和不团结的地方，西方的渗透和控制就来得早，如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凡是有力量和团结的地方，就长久地避免与西方亲近，如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实际影响本身的性质，它使人联想起一颗卵石落入池塘，就会激起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西方的侵入通常最初仅限于某一特定地区，但它总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反响，这种反响又引起进一步的冲力，直到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为止。 1862至 1869年间在印度供职的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亨利。梅恩爵士已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的势力＇在印度＇正通过间接的、多半非故意的影响，改变和分解了英国势力范围下的种种思想和社会形态，它也没有任何权宜之计可用来逃避这样一种责任：根据其自己的原则重建它所勉强摧毁的东西……我们并没有以纯粹傲慢的态度来革新或摧毁。相反，我们带来变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管我们称之为进步的许多影响的性质和价值是什么，有一点是最确凿无疑的：这些影响一旦接触到一个社会，就会象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
更准确地说，这种来自西方的传染病通常开始于军事领域。非欧洲人对西方优良的军事技术印象极深、也感到非常惊恐，他们尽快地努力了解这种技术的奥秘。这种情况发生于一个又一个地区——俄国、中东、中国和日本。但是，西方的武器需要某些工业的发展，因此，原先的军事目标导致经济领域中的新目标。我们将看到，由于各种原因，19世纪时，俄国和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工业化，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