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们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这些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同伊斯兰教面对面的地位，并在下一世纪中证明是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
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起了一个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均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始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的中心已崛起。在这新的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眈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到1763年时已实际控制了所有这些地区。然而，它的确意味着欧洲人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虽然他们以大陆规模进行的实际占据须等到19世纪才开始。但是，在非洲和亚洲，除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外，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中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的组织，不允许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例如，在西非，沿海地区的酋长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的有利位置；由于他们的反对和气候方面的困难，欧洲人对内地的入侵被阻止。因而，欧洲人只好满足于设立沿海商站，通过商站从事奴隶贸易以及其他任何也许会产生利润的商品的贸易。
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例如，1712年，威廉堡的司令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外孙约翰·罗索用以下敬辞作为给莫卧儿皇帝的一份请愿书的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约翰·罗素伏地叩首，以奴隶应有的恭敬提出最小的沙粒般的请求。……”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才强大到足以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开始他们对印度领土的征服。
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受到不容挑战的任意法令的支配，甚虽与远东的贸易也是很不稳定的。1763年，即葡萄牙人到达远东已有两个多世纪时，西方商人只能在广州和长崎经商。即使奥斯曼帝国，已失去的也仅仅是它在多瑙河对岸的边远地区，尽管它当时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并易受到欧洲的陆军强国和海军强国的侵略。
我们可以得出给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比较孤立、不重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比较空寂、军事上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为了强调这些世纪的过渡性质，应该着重指出，当西欧人正在由海路实现他们从翼侧包抄的全球性运动时，穆斯林仍有足够的推动力从陆上继续挺进中欧，于1683年围攻中欧的维也纳，并且侵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在那里赢得新的皈依者。
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的强加和欧洲政治统治的强加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状况。例如，英国人和法国人能把各自的文化整个地迁移到南北美洲，是因为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撵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仍然对格兰德河以北的白人的文明有着明显的影响。英、法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刚发生接触时，印第安人对自己的社会准则感到放心，认为自己的文化至少比得上正在入侵中的白人的文化。 1744年，当有人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易洛魁人送他们的一些孩子去威廉斯堡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时，易洛魁人的反应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用以下建议来表示反对：“如果英国绅上把他们的孩子送12个或24个到奥农达加，联盟议会会关心他们的教育，用真正最好的方式抚养他们，使他们成人。”印第安人这种坚定的独立心促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道：“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的，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文化：他们也如此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诚然，白人拥有掠夺印第安人和接管整个大陆的人数、组织和力量。但最后，白人发现，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在自己的词汇、文学、服装、药物以及他们所种植和消费的作物中接受了当地印第安文化的许多特点。
印第安人对在格兰德河以南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文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幸的是，这种影响至今没得到充分调查，因为大部分研究是集中在相反的过程即伊比利亚文化对印第安人的影响上。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物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稿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D制成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象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在拉丁美洲的菜肴方面，也许可找到印第安影响的最明显的迹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莱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们的沿海贸易站。这些酋长的态度在1482年1月20日黄金海岸一个叫克瓦米·安萨的酋长所说的以下这番话中惊人地显露出来。这番话是对葡萄牙一位高官显贵的答复。他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扈从队到达那里，请求允许在当地修筑一座要塞。
我并不是感觉不到你们伟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脑今日给予我的很高的荣誉。为了不辜负他对我的友谊；我在和葡萄牙人做买卖时总是努力做到严守规矩，总是尽力为商船快速搞到船货。但是，在今日以前，我从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现过这么大的不同：他们向来只是穿着简陋的服装，轻易地满足于他们所得到的商品；他们极不希望留在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货时才会高兴起来，然后返回。现在，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不同。许多衣着华丽的人渴望能在这里建造房屋，留在我们中间。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挥官带领，按这位指挥官自己的说法，他似乎是制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后裔；这些人决不能使自己忍受这里的恶劣气候，也不能在这里获得充斥于他们国家的奢侈品。因此，我们所有男子汉所共有的激情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争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们两个民族应当留在至今已确立的立场上，允许你们的船象通常那样作短暂的过访；双方偶然相见的愿望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和平。大海和陆地始终是近邻，所以老是不和，争辩着谁该退让；拥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试图征服陆地，同样顽强的陆地则决心反抗大海。
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极其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还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突然叫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个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东西吗？”
对欧洲和欧洲人的这种傲慢不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由来已久的不和来解释。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对欧洲人的反应不是那么傲慢无礼，但同时也没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说敬畏了。当葡萄牙人到达锡兰时，科伦坡的土著官员将以下这份对新来的人的颇为客观的评价送交在康提的国王：“在我们的科伦坡港口，来了一些皮肤白皙但长相颇不难看的人；他们戴铁帽、穿铁农；他们不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列也们老是到处走来走去；他们吃大块的石头‘硬饼干’，喝血‘碰巧，地道的马德拉葡萄酒’；他们用两、三块黄金或白银买一条鱼或一只酸橙。……”这位科伦坡官员是个目光敏锐的人，接着又说，“他们的枪炮非常好。”后面一句评语特别予人以启示：凡是在欧洲人给别的人们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于其技术成就的缘故。
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从］6O0至1773年，因有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折磨和以火刑烧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而同时，又阻止那些将自焚视作一种崇高美德的寡妇自愿让火烧死。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天主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开始时比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土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土，也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过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为基督教接近于儒教，并惊奇地发现有些欧洲人是“真正的绅士”，所以赞扬欧洲人，写了一篇最表示赞赏的评论：
天主国（上天之主的国家， 即天主教国，可能指意大利）较远地位于佛教国（印度）的西面。那里的人们懂得文学，而且同中国人一样博学且举止优雅。有卜利玛窦（马特奥·里奇）的人来自该国；他取道印度，经过四年远足，抵达广东边界。他们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词），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样。他写的著作中，有一本题名为《天学实义》（基督教的真实含义）；该书常运用与儒教相比较的方法阐明真理，但是，尖锐地批评了佛教和道教有关虚无和空寂的理论。……我非常喜欢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于儒教；但是，在规劝教区居民时更诚挚，这方面他不同于佛教徒，佛教徒总是喜欢用晦涩难解、无条理的话来愚弄和吓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谈话时，很有礼貌；如果受到挑战，他辩论起来是不知疲倦的。因此，在外国也有真正的绅士。
这篇颂辞是个例外。中国大部分学者都拒绝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颁布“自该日”训令、禁止基督教徒参加祭祖或尊孔的仪式之后，中国皇帝康熙轻蔑地说：“读了这篇训令，我所能说的是，西方人，象他们那样愚蠢的人，怎么能反对中国的伟大学说呢？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经籍；当他们说话时，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现已阅完的这篇训令颇类似于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种种迷信玩意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象这篇训令那样充满了大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他们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为瞎子。假如是这种气氛，那么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夭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迟至1634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