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
美洲是一个“新世界”这种认识引起了人们对印第安人起源的思索。他们要么起源于新世界，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那儿去的。认为美洲大陆人类单独起源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将意味着存在二元的创造——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里也有一对亚当和夏娃——这种信条与旧约的教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人们一致同意，印第安人必然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现在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子孙是怎样从旧世界移居到新世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激烈的争论，在过去四个世纪里差不多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而且到今天仍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冒出来。
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象走马灯似的，盛行一时便一闪而过，每一种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知识和偏见。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最早的一种流行理论是犹太失落部落说，因为对当时来说旧约所记载的古代希伯莱人种学材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唯一已知的样式。因此早期的理论家确信，印第安人是公元前721年为亚速王所征服、从撒马利亚带走的希伯莱部落的后裔。一些失落部落说的拥护者认为，那些希伯莱人是通过穿越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到达新世界的，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们是经波斯到中国、再到白令海峡这条路线到达那里的。
18世纪时，欧洲人对古代地中海各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本领而闻名，据信，他们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并曾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然而，随着19世纪埃及的考古发现，埃及开始被认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由于中美洲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非常相象，所以人们广泛地把这一理论当作事实。还有其他许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时髦理论随兴随灭。这样，我们的“印第安佬”便被追溯到希腊人、特洛伊人、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塞西亚人、蒙古人、中国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洲人、早期爱尔兰人、威尔士入、北欧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缪和亚特兰蒂斯这两个“消失的大陆”的幸存者那里，而这两个大陆据传在11，000年以前就分别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沉没了。
所有这些说法都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例外：10世纪末期北欧人定居纽芬兰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为什么这么多人曾经相信或者仍在相信这么多毫无根据的理论，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相同的习俗就意味着共同的起源。相反，你可以到任何一所第一流大学有关人类关系领域的档案处，要一份世界上所有民族具有某些特定习俗——如表亲联姻的详细目录。你可以很快从全世界的民族中得到几十个具有相同婚姻习俗的例子，他们这种相同的婚姻习俗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现代人类学这门科学，所以会想当然地认为遥远过去年代的相同习俗之问存在着历史联系。
同样，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结构经仔细研考，也证明是截然不同的。埃及和中美洲都发现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则是巨大的陵墓。下面这个事实也同样重要：最新的发掘工作揭示出中美洲的金字塔几千年来是不断演进的。中美洲金字塔经历长期发展这一事实，推翻了金字塔建造技术是从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过来的理论。同样，在加利福尼亚一种叫“尤基”（Yuki）的土语中，KO这个词意指“go”（“去”），horn意为“come”（“来”），然而没有人根据这个例子能得出结论说，尤基语和英语历史上曾存在联系。
即使古代旧世界的多数航海者到达了新世界，他们的文化将立即统治新世界的习俗这种说法也是大有疑问的。那些认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的小群体能够到达新世界，并且在广大范围的土著居民中传播他们的文化的人，必须考虑一下18个西班牙人（16个男人和 2个女人）的经历，他们在科尔特斯（Cortes）到来的6年前曾因船只关事到达尤卡坦海岸。除两个男人沦为当地酋长的奴隶外，所有的人都作为牺牲献祭并被吃掉。其中一个幸存者完全成了土著人，他戴着精巧的鼻塞以及他所归依部落的耳环，并且拒绝放弃其新的生活去重新加入科尔特斯的队伍。同样，我们知道威金人确实到过纽芬兰，但他们都因当地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而被迫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因此，直到现代的连发枪和机枪出现之前，小群体的到达要么被全部消灭，要么就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
这就是为什么1968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召开的一次学术专题讨论会得出如下结论的一些原因。其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威金人的接触（那是在纽芬兰）——在哥伦布之前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从这一半球到另一半球的人工造具的确凿的考古发现”。这次讨论会还一致认为：“目前并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之前人类曾跨越大洋把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从旧世界引进到新世界，或者从新世界引进到旧世界。但这绝不是说，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
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类讨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它提出了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若干旱期的中心扩散开去，还是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独立创造。这个问题不仅触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牵涉到全球各个文明的起源。文明是从中东向西北欧、北非、南亚和东亚传播呢，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呢？扩散传播论者和独立创造论者之间的争论长期持续着，
我们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关于扩散传播和独立创造两者的不同程度的问题。这种不同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先入为主的看法基础上的虚幻想象，而是取决于艰苦的研究和对结果的客观评价。考古学家对人类史前史的发现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的反应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他们的反应和成就的性质及其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尤其是前面述及的他们受外界刺激影响的程度。
历史研究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门外汉仍然认为，各色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高举文明的火炬，在前哥伦布时代踏上了新世界的海岸。事实上，今天的人类象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符时仍是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飞碟、占八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本文的读者将会认识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的天文学教授埃布尔（G．Abel）所作的下述报告的重要性：
“我曾对选我的天文学概论课程的普通大学生进行民意测验，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对占星术感兴趣，并且相信占星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方同行们的讨论，我了解到同样的比例到处存在，而且它也许相当准确地反映出美国人信仰占星术的比例。据估计，美国大约有不下5，000名占星学家在这个领域谋生，有1200家以上的日报辟有占星术的专栏。”
埃布尔教授的报告作于1975年。那以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在逐步增加。198O年到1985年间，美国13岁至19岁的青少年中，相信占星术人数的比例从40％上升到 55％。（张宇宏 张广勇 译 李国海 校）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中世纪大半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百端，并受到了威胁。由于地处传统的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蹬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因而，出现了一批批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国衰落、使他们有机可趁，他们便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了。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挺伸组成，俄国从陆上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地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诚然，在这数十年间，土耳其的禁卫军以亚洲的无数前辈为榜样，正进逼多辎河流域、围攻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但是，若将此事置于世界历史舞台上，这只不过是一次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小规模行动。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最初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扩张、稍后西北欧洲人的话动以及与此同时俄国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陆上扩张。这些也是本编以下各章要论述的主题。
第六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亚当·斯密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居首位。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种族和宗教的多种多样成为穆斯林统治留下的一份剩余遗产。此外，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伊比利亚的国家迅速衰落了，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么，如何解释16世纪时西、葡两国短暂而辉煌的扩张呢？本章首先探讨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起源问题，然后论述东方和美洲大陆的帝国建立过程，最后阐明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衰落的原因和征兆。
一、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样显得更其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圣战记忆犹新，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15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为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1415年以他在攻占直布罗陀海峡西岸的城市和要塞仲达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出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象葡萄牙人先前在仲达所做的那样。伊莎贝拉干1482年开始对格拉纳达的讨伐，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向前推进，直到1492年获取最后胜利。胜利后，西班牙人立即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梅利利亚城。1492年，女王还下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开西班牙；10年后，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
当地理大发现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灭，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于从盲目崇拜中解救出来时，伊比利亚人的讨伐运动扩展到了大洋彼岸。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阿方索·德·亚伯奎在围攻马六甲时，曾用这样一些赞美之词激励手下士兵，他说：“我们将为我们的主出色地效劳，把摩尔人从这地区驱逐出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远不会重燃。”同样，曾追随科尔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贝尔纳·迪亚斯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废除了印第安人中间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给男人、妇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们的灵魂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