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被一幅激动的、危险的、恐惧的画面所占据着。母亲说方雅琳不见了。别的人也说方雅琳这几天神思恍惚，昨天晚上还有人看到她半夜时出了门，在夜色中走来走去的。方雅琳一直患着精神忧郁症，在来五七干校之前，她被一个男人强Jian过，后来强Jian她的男人也死了。然而，这个恶梦始终纠缠住了她。她几乎每夜都做恶梦，还会发出时断时续的尖叫声。
在牧羊人的带领下，我们跟随着大人们往那座崖顶跑去，晚餐显然是不存在了，牧羊人一出现，大家的胃口就没有蠕动感。这是一个让人气喘吁吁的时刻，每个人仿佛都加快了脚步，奔向崖顶。当我们站在崖顶往下看去，又一次一次地从崖顶上往回退去。
牧羊人是在赶着羊群回家的路上看见那个人纵身跳崖的。他还来不及把羊群赶回家就跑到了五七干校，作为一个牧羊人，他知道那个女人是五七干校的女人；作为一个牧羊人，他还知道，光凭他是无法拯救这种场面的。必须尽快地通知五七干校的人。此刻，作为一个牧羊人，他突然意识到了也许还有别的拯救方式。当我们立在崖顶时，牧羊人突然攀起树枝往下滑落而去，这是他出入的山冈，他似乎可以了解一座悬崖的本质。所以，当他忘我地往松树枝下悬崖滑落而下时，我的心悬空了。我抱住了母亲的腿。于是，我们都在同一个时刻听到了牧羊人的叫声，在声音中我们渐渐地听清楚了一个现实：跳崖人的身体悬挂在一根树枝上。
身体啊身体，我们的身体都在这个现实之中挣扎着，仿佛我们在纵深的绝望深处看到了希望。希望显然就在眼前，我们身体此刻朝下倾斜，我们的视线都在顺着牧羊人的声音看去，就在这一刻，我看见了一团乌云般的黑呼呼的东西，落在树枝的中段，难道那就是跳崖人的身体吗？难道她就是那个叫方雅琳的女人吗？
她的身体悬挂在树枝的中段，幸好这树林托住了她的身体，否则，身体就会落在深不可测的无底深渊之下。牧羊人已经和另外的男人托起了她的身体上的崖顶。因为跳崖，她已经昏迷，在她看来，在她那颗绝望的心灵看来，她已经死了，已经落入了崖顶，然而，她的呼吸起伏着，这不过是昏迷而已，她将醒来。
牧羊人拯救了方雅琳的身体，而他的羊群却四散而去，不过，牧羊人只打了几声呼哨，那些羊群就陆续地回来了。我们带着方雅琳回到了干校，几个小时以后，方雅琳醒来了。她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她的身体正面临着惊悸和绝望之后的一种恢复期。时间会帮助她忘记那座崖顶，也忘记那次身体的坠落之迷。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来到了崖顶，我们都伸出舌头，谁都不敢往下看，因为谁都不敢让身体由此坠入深渊。也许从那刻开始，我就体会到了生命对死亡的这种抗拒，而当一个人往下跳去时，确实需要勇气。绝望可能带来死的勇气，方雅琳想纵深一跳，结束身体的苦难，而树枝托起了她，她想死而不死的现实，使我们伫立在崖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伙伴，那时候都收怀着生的幻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时候都凝固着这样的记忆，并将这记忆像录像带一样重放着：一个女人的身体挂在树枝上，像乌云一样挂在空中。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身体开始像树枝一样生长着。我们爱我们的身体，因为在生与死的界限之中，我们看到了从树枝上的身体重新回到地上的那个女人，她又进了猪棚，同妇女们经历着时光的更大的摧残，而这种摧残却充满了期待。
1972年 母亲分娩时的肉身
1972年8月底一个秋日即近的时刻，我记得夏日是这样结束的：在我抵达另一个拂晓时，窗外正扬着细雨，母亲说秋日到了，要增加衣服了。果然，我感觉到了从细雨中到达我身体的凉意。母亲站在衣柜前，那是我们惟一的小衣柜，也是母亲婚姻的证明，她挺立着腹部，那腹部已经从山坡转变成山丘，甚至像我见到过的横断山脉中最为起伏的丘陵。我刚穿上母亲递给我的秋衣，我就感觉到母亲的手，那双手曾经培植过白色的蚕蛹的世界，那双手曾经摘过无以计数的桑叶，母亲是县农业局的农艺师，长期工作在这座小镇上，这使得我们从出生以后，就可以接触到边远的角落上闪烁的色彩。
比如，把夏日结束并悄然送走的一场细雨，今天抵达了我的窗口，同时也抵达了我的身体中尖。推开窗户，我可以仔细地感觉到细雨已经溅湿了瓦砾，那是青灰色的瓦砾，而上面却长出了夏日生活中最疯狂的草棵，然而，随着秋雨的降临，那些草棵开始萎缩了。而旁边站着的则是我母亲，她已经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声，她的双手剧烈地舞动着，她急切地说：“快去，快去院子里叫你父亲。”我母亲急促地呼吸使我感到恐惧，我穿巡了整座庭院，然后才发现父亲正站在水井边缘，给一棵苹果树修枝。那是一棵已经进入秋雨中的苹果树，它仿佛生病了，父亲正在给它治病。
父亲是三天前从省城回家的，也许他已预测好了母亲分娩的时间。父亲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无论他有多么的忙碌，当母子每一次分娩时，他总是会提前回到母亲的身边。父亲扔下了那把剪刀，急促地从庭院奔向母亲身边时，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父亲搀扶着母亲奔往镇医院时，我像小鸟一样虚弱地扑腾着翅膀，跟在他身后，母亲的身体很特殊，由于羊水太多，镇医院让父亲将母亲送到县医院去分娩。我搀扶着母亲站在路边。父亲则站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一侧，那是一个翘首等待的时刻：我们欠起身体急切地希望尽快地拦住一辆货车，因为只有货车才可以能通往县城。那时期根本就没有通往县城的客车。也就是说，我们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货运车上。终于来了一辆绿色的大货车，父亲站在公路的中央，手臂交叉地挥动着地姿态很像现在的城市交通警察。
货车停下来了，从小镇到县城的路需要一个半小时，在这不长不短的距离里，母亲正在与她的分娩期搏斗着。母亲倚依在父亲的肩头，她正在忍受着一场分娩前夕的阵痛。秋意虽然寒冷，母亲的脸上却涌满了与阵痛搏斗的汗水。我作为几姐妹中惟一跟随着的使者陪着父亲一起到县城分娩，那时候，我似乎肩负着一种责任，我要陪同母亲顺利地分娩，而我的心脏却一直在跳动着，不亚于母亲与阵痛搏斗时的状态。在货车的车轮转动中，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县医院的妇产科，母亲很快就被送往分娩室。那时候，我和父亲可以站在分娩室中陪同母亲分娩，这是一种最为人性的方式，由此，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与疼痛斗争的全部过程。
母亲叉开双腿，我敏感的心灵，我起伏的心灵，我探测式的心灵，我动荡不安的心灵，我惊悸的心灵与我的身体彼此呼应着，当一阵撕裂式的尖叫声穿越我的耳膜时，我看到了令人眩晕的红色汹涌而出，一声啼哭突如其来。就这样，我的又一个小妹妹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我的母亲终于结束了一场战争和一场搏斗，她的肉身此刻是如此地平静，当她被推出手术室时，我则抱着那只小小的襁褓。
这是我观察到到并参与到的故事。母亲分娩时的身体像是撕开了一种神秘事物的外衣，那就是胎衣，那撕裂声使我理解了妇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份：那就是用疼痛来实现自己身体的理想。我忘不了货车载着我们奔赴县城的焦灼，日后我写下了长篇小说《县城》，我注定要写这本书，我们奔赴在横断山脉的一条小路上，在那种时间的状态之中，一切真理都是为了揭开母亲生命中的秘密。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在阵痛之后解放母亲的肉体。
1974年 留下鞭子印的身体
尼采说过男人是带着鞭子去见女人的。1974年，我还没有读过尼采的任何一本书，所以，我并不认识尼采。在我所生活的小镇上，那一年所有的轶闻轶事都似乎围绕着这个已婚的妇女展开。这是一个遍体伤痕的女人，即使他没有脱掉任何一件外衣，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她的那些伤痕，因为她经常从黄昏和午夜之窗口逃逸而出，当她逃逸到镇公所的那个黄昏时，镇里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我是第一个看见她的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的故事，她站在镇公所的门口，环顾着四周，她在颤栗，虽然是夏日，我能感觉到她的骨头在微颤着，我告诉她说已经下班了，明天再来吧。她微微地扬胳膊并不想露出她手臂上的伤痕，然而，我却看见了一道道红色的伤痕，仿佛一片花瓣挂在她的手臂上。
她苦笑着说她不能回家了，因为站在镇公所的门口就没有人敢打她。从此以后，她经常站在镇公所的门口度过了那些属于她的无限的苍凉的黄昏。渐渐地，我听说了有关她的故事，她从外乡嫁到小镇，起初跟丈夫很恩爱，后来，她丈夫发现她过去跟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从此以后，他们恩爱的故事也就结束了。她丈夫扬起了一根马尾往她身上抽去时，她并没有抵抗，她只是退缩着，从里屋退到外屋，再从外屋退到院子，再从院子退到小胡同，从小胡同又退到小街上。她满以为，这是惟一的一次，以后他丈夫就会放下毛尾巴的，然而，她丈夫却一次又一次地纠缠着她的历史不松手，每次抽打她以后，丈夫就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回家。
镇公所的一位干部开始解决她家庭纠纷时，她只露出了胳膊上的几条伤痕，其余的伤痕已经被她用衣服遮住了，当镇公所的干部问她丈夫为什么要用马尾巴抽打她的身体时，她丈夫平谈地说：“我不知道，总之，在那种时候，我就是想扬起马尾巴……”直到后来，我才感知到尼采哲学范畴中出现的那根鞭子；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了那个女人的丈夫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扬起鞭子，是在抽打这个女人的历史。
然而，他并不知道一个人的历史是不可能从这个人的历史中分割出去的，它就是存在着，这样疯狂抽打，终于迫使这个女人出走了。
她在奔跑中朝前奔去，她男人依然在追赶，那个下午，小镇上三分之二的人看见了男人手抓住那根马尾巴，那是一根红色的马尾巴，那是一根扬起在空中的鞭子。
然而，在鞭子下，女人却跑得很快，她这时似乎变成了兔子，不顾丈夫的鞭子，不顾别人的在场。忘情的奔跑姿态孕育着一种命运：她要越过她丈夫的鞭子之声去寻找新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丈夫似乎疲倦了，或者已经被愤怒笼罩住了。他手中的马尾巴，那根尼采所说的鞭子终于垂落下去，他不再追赶了。
几个月以后，那个女人回来了，呈上了一份离婚证书。她穿着花布衣服，那衣服很新，很艳丽－－似乎可以把她身体中的伤痕遮住。她不再跑了，当她出现在男人面前时，男人妥协了，陪她到镇公所前来离婚。
在离婚现场，我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这个女人不得不再面对工作人员露出伤痕，所以，她手臂上的伤疤，她脚踝上的伤疤便裸露出来。以此理由，足可以让她们的婚解体。1974年，我们家就住在镇公所，所以，我看到了一男一女的婚姻生活被鞭子所抽痛之后瓦解的场景。女人走得很快，她终于得到了一本离婚证书；男人走得很慢，他终于丧失了婚姻。尼采所言说的那根男人的鞭子会不会从那个男人生活中流失呢？
在小镇上，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女人，而那个男人在不久之后重婚。不过，我再也没有听说这个男人用马尾巴抽打女人的故事。那根马尾巴大概已经发霉了，已经从男人生活中消失了。后来，在这个男人女人的脸上，出现了一道伤痕，人们众说纷纭地猜测，生活依然进行下去。
1974年，这个故事的中的女人，那个争取到自由的女人在又一座小镇出现时，我看到她坐在一辆马车上，一个男人赶着马车，她笑着，那些伤疤很有可能已经从她的身体脱落了，因人一个人的疼痛历史可以变得短暂，也可以被人遗忘。
1981年 少女红的身体
少女红藏在我书房之中已经半个多月了。1981年，我的书屋既是书屋又是单人宿舍。当时，少女红在一所森林的林区做管理员，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在林区，那时候我们穿越着林区的夏天，在长满了野生蘑菇的林间地带上，少女红出现了，她带着我们穿越了她所管辖的林区，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她约我到来年春天时去林区。然而，第二年降临时，我并没有付诸诺言，我给少女红写了封信，让她到县城来住几天。一个多月过去了，也就是现在的现在，少女红已经住在我的书屋之�